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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新形势下如何准确理解中国模式

读者投稿 02-23 23:17 147次浏览 0条评论

2009年,我把之前写的一些相关文章和演讲稿合成一起,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的书。当时出版这本书的国际背景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危机发生之后,无论是中国本身还是西方各国,人们对“中国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中国模式”的概念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流行开来的。不过,如果从内容看,更早开始流行的所谓的“北京共识”实际上也是讨论中国模式问题的。“北京共识”的概念是同当时在各国流行的“华盛顿共识”的比较之上提出来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西方到处推行“华盛顿共识”,而“北京共识”的作者则看到了“华盛顿共识”的不足,指出了中国改革模式的一些优势。不过,这个概念到了中国便被经常解读成“北京共识”优于“华盛顿共识”,前者应当被后者所取代;而在西方,人们则开始把中国模式视为是对西方模式(也就是“华盛顿共识”)的威胁。也就是说,无论中外,人们对“北京共识”的解读都过于政治化了。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对立情况更趋明显。中国人对“中国模式”的兴趣在于中国较之西方更有效地抵御了金融危机。在更高一个层面,一些人也由此推论出,中国模式优越于西方模式。实际上,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一些人也开始给西方上课。也有西方人对中国模式产生了兴趣。不过,他们对中国模式感兴趣,与其说是他们想了解中国,倒不如说是他们对西方模式的失望。和中国人一样,很多西方人看到了西方危机是如何发生的,而中国又如何有效地抵御了金融危机,并在危机之中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在2008年危机之后的很多年里,中国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力量。也正因为这样,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又开始谈论中国模式对西方模式所可能构成的威胁。

笔者长期以来关切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当时就觉得人们无论是对“北京共识”还是对“中国模式”的讨论都过于政治化,充满了太多的意识形态的偏见。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有太多的先入为主的意识,而和中国实际经验不相吻合,结果是无助于帮助人们认识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决定把先前相关文章收集起来,作为对这场讨论的参与,并直接把书名称为“中国模式”。但正如笔者日后多次所解释的,笔者所说的“中国模式”并不是像其他参与者那样在道德判断的前提之下简单地颂扬或者批评中国模式,而是把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作为一个“社会事物”来做经验探讨。因此,笔者加上了一个副标题,“经验和困局”。很显然,在笔者看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既有宝贵的经验,但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这次出版修订版不是简单的重印,而是出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深化,中国模式的问题在今天再次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国际层面,中国发展和改革的现状已经产生了两个全然不同的预测,一个是“中国世纪”来临,另一个是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进入“残局”。我觉得,作为中国研究者,不能简单地在这两者之间做选择,而是要表明自己明确的态度。

第二,在过去的数年里,作者并没有因为出版《中国模式》而中断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相反,作者对这个问题做了更多、更深层次的观察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写下了不少文字。而这些文字则刚好可以回答上述有关世界是否已经进入“中国世纪”或者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是否进入“残局”的问题。这次修订,作者增加了将近10万字的新内容。当然,为了控制篇幅,也删去了几篇内容有些重复的文章。

多年来,海内外就“中国模式”一直具有争论,但各种争论并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共识。总体上看,在已经持续多时的争论中,人们关注的对象并不在于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而是变成了要不要、该不该有“中国模式”的简单问题。毋庸置疑,争论已经过于政治化,甚至道德化。这种局面的持续,并不能对人们认识“中国模式”有很大的帮助。

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的存在?这个模式究竟是怎样的?其模式的内在和外在含义是什么?这个模式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无论就中国本身的发展,还是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而言,都有必要回答这些重要的问题。不过,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去政治化。

海内外,人们对“中国模式”都存在着高度政治化的认知错觉和幻觉。在西方,围绕着“中国模式”,人们可以看到三种不同但又互相关联的观点。第一种是人们所说的“捧杀派”,就是对“中国模式”大加赞扬,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模式”不久就要取代西方模式。在“捧杀派”内,人们“捧杀”中国的出发点不同。很多商界的人一直看好“中国模式”,因为他们本身的利益和中国相关。因为利益相关,他们也很希望“中国模式”能够可持续发展。也有一些人的确希望中国能够发展出一个和西方不同的模式来。这些人往往对西方模式已经失去了信心,也不认为西方模式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了这些人一个希望。中国一些人说他们是“捧杀”,并不见得。很多人的确是这样认为的,并没有多大的恶意。当然,很容易发现他们往往光看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看不到这些成就背后的代价和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

和“捧杀派”相对的是“‘中国模式’威胁派”。“威胁派”不仅看到了“中国模式”的存在,更看到了“中国模式”对西方的长远影响。这些人看到中国经过了数十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时发现中国并没有根据西方的逻辑,向西方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相反,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而这个模式已经颇具竞争力。他们相信,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已经对西方模式构成了很大的压力。“威胁派”中的一些人,更是把“中国模式”提高到价值论的高度,认为“中国模式”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和西方不同的价值,不仅对西方价值构成竞争,且说不定会取代西方价值。

和“捧杀派”与“威胁派”不同,西方很多人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中国模式’不定论”。这些人大多看到中国的发展所包含的种种问题和制约因素,不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模式”的东西,也不相信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持续。他们中间,有一些是比较了解中国发展的,能够从比较深的层次来看待中国问题。他们看到了中国体制内部的种种弊端,评估着中国会不会解体甚至崩溃。但是,也有一些人则是在意识形态上敌视中国,他们希望中国解体和崩溃。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根本不配产生一个模式。

有趣的是,与西方相对,在中国内部,对“中国模式”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大赞“中国模式”的,认为不仅存在着一个“中国模式”,并且这个模式较之西方模式更为优越。人们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左派话语”。左派并不讳言他们“确立”“中国模式”,是要和西方争取国际话语权。左派里面很复杂,有的从毛泽东思想那里寻找“中国模式”的起源,有的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中国模式”的理论根据,也有的从比较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概括地说,尽管左派对“中国模式”做了很多经验性的研究,但对“中国模式”的评价过于意识形态化。当从特定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时,客观性就少了,他们有关“中国模式”的话语也就失去了解释中国的能力。

与左派相对,亲西方的自由派则不承认存在着“中国模式”。对自由派来说,或许根本就不需要“中国模式”,因为中国的发展是否成功,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发展出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现有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中国模式”从何谈起?自由派因此往往是以西方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如果中国是橘子、西方是苹果的话,在自由派看来,橘子的发展目标就是要把自身改造为苹果。在橘子没有变成苹果的时候,橘子本身就什么也不是。

第三种观点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未定论”。他们的出发点当然和西方不同。这种观点大多盛行于官方学者和官员中间。他们认为,中国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现在提“中国模式”还是过早。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则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秉承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相信中国自己不宜宣扬“中国模式”,担心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

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就像是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价这所房子。这里既可以用比较科学和客观的方法,来研究有关这所房子的诸多问题:这所房子是怎样的?如何盖成的?为什么会盖成这样而不是那样?这所房子的根基是否牢固?如何改进?等等。但也可以用“审美”的角度来看待这所房子。如果是后者,那么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倾向性就变得不可避免。很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待“中国模式”问题大多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的。对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没有什么认识,对其“审美”的评论倒是不计其数。

有些人不承认或者贬低“中国模式”,是因为他们把模式看作一个非常理想的东西。这也不符合历史观。在社会领域,任何一个模式都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的地方,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任何模式具有历史性。西方模式也是一样。例如,西方的民主模式走了很长的路,从早期的贵族民主,到工业化时代的商业精英民主,再到现在的大众民主,经历过很大的变化。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也一样,从早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模式,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有个改善的过程、有个进步的过程。就是说,任何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必须改革自身,以符合时代的需要。

“中国模式”也是客观的,但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种文化的人都有权利去看、去解释这个模式。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有权利去看这个模式。正因为这样,东西方之间对中国的模式的争论也永远不会中断。就像对西方民主一样,东方人经常从自己的观点去看西方的民主模式,他们所得出的结论,跟西方人看自己的民主模式是很不一样的。重要的是,要把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和对这一模式的“审美”趣味区分开来。过分“审美”就会导致过分的政治化或者道德化。

对中国本身来说,“中国模式”既然已经存在,那么重要的是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就是回答“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变得很重要。就内部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中国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的认识,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不同的社会群体,已经开始从不同的意识形态角度出发来定义自身的“中国认同”。种种意识形态的定位,无助于中国认同的确立。中国认同的确立必须建立在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识之上。

就外部来说,“中国模式”涉及的是中国的国际认同问题。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目前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已经无助于向国际社会解释“我是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模糊性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同样,这种“确定性”只能来自于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知。进而,如果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更无从谈起。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模式”的改进问题。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只能导致对这个模式所包含的缺陷的忽视或者漠视。只有承认了“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才能对这个模式加以认真地研究,找到其不足的地方,加以改进。而事实上,如何改进“中国模式”,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我觉得,无论是前些年人们对中国模式的热情还是最近对中国模式的怀疑,都没有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中国模式。实际的情形是,对中国模式的讨论越多,人们对其的认识越糊涂。我以为,中国模式至少可以在如下三个层面来加以讨论。

首先是中国模式的文明性。我自己讨论中国模式是倾向于把此置于大历史的宏观层面上。改革开放三十年不够,还要看前面的三十年。而前面的三十年也不够,还要看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转型过程。我相信,研究中国模式就是要把那些恒定不变的结构性因素找出来。很简单,不管中国如何变化或者变革,中国总是中国,中国变成不了西方或者其他任何国家。那么是哪些因素促使中国永远是中国呢?这些因素就是中国模式的核心,不找出这些因素就不能理解中国模式,当然也会看不到这个模式的优势和劣势。在这个层面,人们需要看到中国模式的文明性。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不难发现这个模式的存在及其主要内涵。尽管中国模式表现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这两方面互相关联,互相强化。中国的成就是因为这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中的很多因素如果失去平衡,又可能导致模式的危机和衰落。

在经济方面,中国是混合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政府与市场要保持平衡。一旦失去平衡,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像中国那样的一个经济模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的经济领域起着直接的作用。国有部门承担着国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付随时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平衡市场的力量等等。这些在汉代的《盐铁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历朝历代也都实践着这些理论。国家的这种经济功能在西方是找不到的。一些人总把国有部门和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联系起来,这不是大历史的看法。毛泽东只是把历史上早就存在的国家的作用推向了极端。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衡量中国的经济模式,似乎西方经济模式就是中国的改革目标。但如果中国可以变成西方,那么就没有中国模式了。大家说中国是转型经济,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从国有到私营经济。这就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本质。正是因为中国有个强大的国有部门,像西方那样的私有化在中国不会发生。从历史上看,私有经济或者民营经济在中国一直是存在着的,但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像西方的那种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经济学家,一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私有化。这脱离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经济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的。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问题的方法只能在承认这个常态的前提下去寻找。

但混合经济经常失去均衡。经常出现的现象是,当国有部门和政府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时,非国有部门和市场空间受挤压,发挥不了正常作用的时候,危机就会产生。和中国比较,西方的经济危机则发生在当看不见的手完全主导了经济活动,而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又不能有效规制市场的时候。

在经济上讨论中国模式还好一些,一旦到了政治领域就变得非常困难,也非常敏感。实际上,如果不看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中国政治模式的产物。但讨论政治模式好像一直是个禁区。西方很多人专注于批评中国政治,而中国学者本身也往往对自身的政治体制信心不足。

政治上,西方是民主模式,讲的是多党制,三权分立。中国政治在发生变化,也在不同的制度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容纳民主因素,利益多元化和利益代表也在发生。但不管怎样变化,中国没有也不会变成西方那样的模式。

那么,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在哪里?从大历史看,也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自近代和西方接触以来,中国也曾经尝试西方式的制度,但失败了。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和革命过程中,传统的皇权慢慢地转型到了具有现代性的党权。不难发现,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皇权和党权都是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都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政治表现,都是贤人政治的制度承载。但是,党权具有现代因素,传统皇权则没有。皇权只可边缘化,不可民主化。党权则不然。党权既是现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但也可以实现民主化。

西方的政治模式往往是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的存在。中国则不然。无论是传统的皇权还是现代党权,都是通过开放政治过程,把外部问题内部化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党权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不理解党权,就很难理解中国政治。

历史地看,这两种政治模式,每一个模式都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劣势。在西方,以多党政治为核心的民主是经过数百年之久才演变成为今天的样子的。在社会经济发展平衡的国家,西方式民主能够运作良好。尽管是多党轮流执政,但从政策层面看,往往呈现一党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要照顾到这个中产阶级的利益。人们常说,西方的政党整合了社会力量。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中产阶级整合了西方的政党,是中产阶级制约着政党政治的极端化。如果从发展中社会看多党政治的分化功能,这一点尤其明显。在发展中社会,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分化严重,中产阶级弱小,甚至不存在,一旦实行多党政治,政党就变成了分化社会的力量。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到处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在传统中国,政治过程也是相当开放的。尽管皇权属于皇帝,但治权(或者相权)是向社会开放的,并且是高度制度化(官僚化)的。历史表明,治权越开放,国家治理就越有效。相反,当治权不够开放,皇权与治权的关系又处理不好的时候,就要发生政治危机。党权也具有这个特征。有效的治理取决于党权的有效开放,向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利益开放。同时,治权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化和专业化。

在下一个层面,中国模式指的是中国的改革模式。人们所说的“中国道路”可以归入这个层面。“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的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要回答“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中国的改革很明显呈现出渐进性和分阶段性。我自己认为,中国改革分三步走,即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这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即中国应当走这条道路。而是个经验观察,先进国家包括欧洲、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发展也有这个特征,也走过了这个过程。此外,这种改革模式也符合一些一般的发展常理。

首先,这是一个从易到难的过程。经济改革最容易,说穿了就是要把人们的物质意识动员起来,或者说把哲学家们所说的“人性恶”方面释放出来,让人们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本能的释放。社会改革比较难一点。如果说经济改革的主体是生产,那么社会改革的主体就是分配。社会改革要求人们从自己的钱包里面掏一部分出来让社会来分享,这就比较困难。而政治改革最为困难。政治改革表明人们需要放弃一些权力让其他人来分享。在权力主导一切的中国政治文化里面,放弃权力较之掏腰包要困难得多。

其次,这里也涉及一个体制改革的物质基础问题。经济改革优先因为经济改革可以为其他改革创造物质基础。经济改革优先于社会改革的道理很简单,没有生产哪有分配。财富创造出来之后,才可以强调分配。在政治方面,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至少有两个优势。对社会来说,经济改革创造财富和中产阶级,从而为理性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对政治精英来说,可以为他们提供另外一个选择。在政治主导一切的条件下,失去权力就等于失去一切。但如果失去权力之后,可以进入经济领域,那么对政治人物来说,政治改革就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了。西方社会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政治人物如果在政治竞争中失败,不至于没有出路。

那么,为什么经济和社会改革要发生在政治改革之前?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制度建设的历史次序问题。任何国家的国家制度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等等方面。如果说,民主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那么如果没有其他一系列制度的支撑,民主制度将是微弱的。民主只是众多基本国家制度中间的一种,不能取代其他方面的国家制度。历史上看,先有现代国家,后有国家的民主化。就中国的政治进程来说,如果在经济和社会制度建设之前开始了以选举为主体的民主化,那么很有可能是劣质民主,正如我们可以在一些经济社会发展落后而民主化现行的国家所观察到的那样。至少没有人能够保障,在缺乏有效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民主政治会是高品质的。

在第三个层面,人们可从具体的政策层面来谈论“中国模式”,也可以称之为“中国政策模式”,可以从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等各个不同领域来透视中国模式。我觉得人们所说的“中国案例”可以属于这个范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改革政策案例。

目前很多人对中国模式表示出来的很大的不满意都在这第三个层面。在经济政策领域,人们对改革政策的不满也是从不同角度来看的。一些人以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政策模式。比如说,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只有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有改革,而此后就没有了。因为早期的改革呈现出市场化和分权等属性,90年代之后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政策是从西方那里学来的,称不上自己的模式,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不过,这些看法也不见得很合理。对第一种观点,我觉得集权不见得不是改革,分权也不见得就是改革。如果集权是建立和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制,那么也是改革。如果分权产生的只是一个个行政主导的地方性垄断,而非市场,那么也不见得是改革,而是寡头经济。对第二种观点,市场并非只是属于西方的。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市场也曾经发达过。一些市场经济的实践先发生在西方,但这并不是说市场就是西方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确向西方学习,但这一事实并不是说中国不能形成自己的模式。

中国模式的这三个层面互相关联,但也可以对它们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进中国模式的问题。今天谈论中国模式的改进具有非常的意义。首先,强调改进就是强调模式的渐进性,而避免激进变革。任何模式都必须随时改进自身,否则就会蜕化,从而失去适应新形势的能力,最终导致激进变革。中国的历史表明,激进变革经常是没有变革,因为激进变革往往意味着重新走一遍。从长远观点看,改进或者渐进才是真正的变化。其次,尽管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但如同其他模式一样,也存在着其劣势,因此必须找到劣势之所在。尽管不能实现一个十全十美的模式,但意识到其缺陷则可以预防其衰落,更为重要的是在和其他模式的竞争过程中,保持自己的优势。

要真正认识中国模式,就必须知道中国模式的缺陷在哪里。中国模式核心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如何改进中国模式,关键是要找到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之所在。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得到纠正,依附于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其他缺陷不至于对模式本身造成致命的影响。

从经济体制来说,中国存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国有部门,这有它的好处,可以有效提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工程,应付重大的危机和平衡市场等。但如果国有部门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和政府对市场干预太过的时候,这一模式的劣势就会出现。任何东西走过了头就不行了。西方的模式,个人主义走过头了就不行了。西方模式的缺陷,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还是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主要是所有的关键金融领域被私人所掌握和控制,政府没有足够的干预能力,在监控不严的情况下,市场被私人所操控,就出现了问题。中国呢?中国模式的缺陷就是一旦国家和政府占了绝对的垄断地位,以致于市场作用不能发挥,就会出现问题。换句话说,如果国家主义走过了头,也要产生经济危机。

那么如何改进模式呢?全盘私有化并非中国现实的选择。中国问题的解决方式需要从中国内部来寻找。改进模式的方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同的。从目前中国存在的“国进民退”、“国富民穷”和经济发展优先、社会发展滞后的情况看,模式的改进就是要寻求各个方面的平衡点。

首先,要回答国有部门的边界在哪里的问题。国有部门要有个边界。国有部门不能无限地发展,不可以无限地去侵犯非国有部门的领域。要让两个领域保持相对平衡的空间,容许它们互相竞争。国有和非国有两部门之间的公平竞争很重要。

其次,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职能和领域应该搞清楚。政府可以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哪些领域政府应当发挥作用但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哪些它应该退出来的地方没有退出来,这些问题都要弄清楚。像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环保等社会政策领域,政府显然都还做得不够。

再次,要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中国领导层提出的社会建设,目标很好,但这个目标和所使用的实际手段则是完全脱节的。政府只有经济政策,而社会政策仍然贫乏。在很多场合,都是用经济政策取代了社会政策。举个例子,要进行社会建设,就要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比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等。在所有国家,这些方面都是需要国家大力投入,但中国则不然。这些本来需要国家大力投入的几个领域往往成为暴富的领域。在社会政策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往往是通过牺牲社会的方法来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样就使得中国社会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经济发展越快,社会被破坏得越厉害;社会越脆弱,经济发展越不可持续。

更为重要的是要改变国富民穷的情况。这种情况不改变,各级政府就会演变成学界所说的掠夺性政府。扶贫、提高劳动收入、改变产业结构(如鼓励发展中小型企业)、税收制度改革等等都可以改变国富民穷的情况,实现社会公平。一个公平的社会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政府也才具有高度的合法统治能力。

政治上也是一样。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在政治上的成功源于开放。过去为什么成功,因为形成了一种比较开放的政治过程,政治过程向社会阶层和利益开放,先向农民开放,后向城市居民开放,向各级部门开放,向各级政府开放。政治的开放性造就了改革的巨大动力。现在政治改革为什么变得那么困难了呢?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政治过程的开放力度又不够了。政治领域如果开放度不够,就容易产生既得利益集团,而既得利益则必然阻碍进一步的改革。

如何继续推进改革?关键在于继续的开放。在政治领域,90年代中期之后向民营企业家开放,这是应当的,因为新的社会群体产生了,就要把它纳入政治过程之中,以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其他的社会群体。在经济部门,商会组织变得越来越强大。但工会呢?如果工会的力量得不到发展,那么和企业主的组织相比较,工人就会处于弱势地位。弱势群体,比如说农民,也应当容许他们组织起来。在经济上强势的群体组织起来、参与政治的情况下,如果不容许弱势群体组织起来,那么两者就要失去平衡。执政党和政府应当起到很大的作用,保持强势社会群体和弱势社会群体之间的均衡,这样社会才会稳定,秩序才能得到保障。

现在的情况是,越想改革,来自体制的障碍就越大。就是想改革一个制度,但是所做的结果却在更大程度上破坏了这个制度,而不是制度创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邓小平提倡“摸着石头过河”,但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人物敢去摸石头。现在每推出一个政策,利益集团就把这个政策当作谋取私利的一个工具,每改一次利益集团就剥削老百姓一次。就像房改,房价是越改越高。本意是好的,但是每改一次就为利益集团提供一个机会赚大钱。其他方面的改革如医疗和教育也是这样。无论怎样的改革议程,一旦被利益集团所挟持,那么结果就会背道而驰。

邓小平的确是个伟人。当时就有很多的既得利益阻碍改革,所以他一开始不去触动既得利益,而是去开创新的利益,利用新的利益克服旧的利益。城市改革艰难,就先改革农村。国企改革很困难,就先不去改国企,而是去到国企之外找,成长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这就是开放的经济过程。结果产生了巨大的新的利益,用新的利益去克服旧的利益。这就是邓小平成功的地方。现在开放程度不够了,那些在改革开放中扮演很大角色的新的利益,已经变成既得利益了,这些既得利益不想进一步开放了。

在没有政治强人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中国模式的改进呢?唯一的出路是政治的开放性。在保持政治开放性方面,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西方国家,大多是通过多党制来实现这个目标的。但多党制并不是唯一的方法,还有其他促使政治保持开放的方法。比如新加坡,尽管一直是一党独大,但一直保证着这个制度的开放性。只有开放才能对政治过程保持压力,一旦封闭起来,就会产生自我腐败。中国的执政党已经从自身的历史和苏联、东欧的变革历史中学到了非常多的教训。执政党自身如何保持永恒的开放?这永远会是最严峻的挑战。但很显然,如果要避免自我腐败,避免来自社会的激进变革,执政党就必须直面这个挑战。

总之,我们既不能像一些人那样认为中国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不用改进了;也不能像一些人那样对中国模式完全失去信心。中国模式是开放的。历史没有终结。黑格尔认为当时崛起的西方“民族国家”是最终的国家形式,但没有过多久,欧洲民族国家之间就发生了无穷的战争。同样,福山在20世纪90年代认为西方民主是最终的政体形式,历史又可以终结了。但进入 21世纪以来,西方民主也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中国有开放包容的历史,中国模式是开放的,只有开放才是可持续的,才会是永久的。

本文原载于中国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IPP评论”。作者郑永年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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