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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李玉贞《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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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李玉贞《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文
   

奚兆永

  《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李玉贞研究员的《一部颠覆性的著作:“二十世纪的俄国史”》一文。文章是介绍俄罗斯由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的。据作者说,“2010年6月17-27日俄国史学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学术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著名专家陈铁健、北京市委党校研究室前主任吴家林夫妇和本文作者等六人曾两次与之品茗叙谈。本文实为李、陈、吴所做的采访记录。”照此说法,该文应是一篇述而不作的对潘佐夫的采访记。其实不然。读者将可看到,该文作者的观点甚至比被采访者潘佐夫的观点走得还要远。这一点,从文章用“一部颠覆性著作”的题目里也不难看出。如果我们仅仅把此文看成是一篇“述而不作”的“采访记录”,那就太小看它了。应该说,此文的发表其实是大有深意,其目的就是要根本否定列宁,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本颠覆一百多年的前苏联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和全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明乎此,《炎黄春秋》之所以特别看重它,一些媒体之所以大力转载它,宣传它,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我们之所以也特别重视它,其原因也正在于此文的政治观点和倾向。

  下面,我们就来对李文的观点进行一番评析。

一、关于所谓“列宁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

  李文说,“在革命期[文]间,列宁是否接受德[章]国的资助,以进行反[来]对俄国政府的活动?[自]该书作者认为‘是’[刀]。他们引用一些学者[笔]根据德国外交部公布[吏]的档案详细叙述德国[小]威廉皇帝的计谋:设[白]法从俄国内部寻找代[文]理人,利用这支别动[章]队,从俄国内部瓦解[来]沙皇的力量。列宁从[自]1915年开始得到[刀]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笔]进行革命活动,实际[吏]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小]代理人。第一次世界[白]大战开始就主张俄国[文]失败,坚持变帝国主[章]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来]战争。二月革命后,[自]1917年4月3日[刀],列宁和一些政治流[笔]亡者,得由德国特种[吏]兵帮助经德国回到彼[小]得堡。(《二十世纪[白]俄国史》上卷,第1[文]27页)”

  对此,我们要说,无[章]产阶级的敌人很懂得[来]革命领袖对于革命成[自]败所具有的至关重要[刀]的意义,因此他们总[笔]是不惜一切代价来制[吏]造关于革命领袖的谣[小]言,败坏他们的名誉[白],破坏他们与广大革[文]命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章]系。实际上,关于所[来]谓列宁是拿德国津贴[自]的间谍之类的说法并[刀]不是什么新闻。早在[笔]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吏]之时,列宁就被人当[小]做所谓德国间谍告密[白],其住处曾经受到搜[文]查,并且曾被捕入狱[章]。列宁夫人娜·康·[来]克鲁普斯卡娅在其所[自]著《列宁回忆录》里[刀]就有这样一些回忆:[笔]

  “(1914年)8[吏]月7日,波罗宁的一[小]个宪兵上士带着个有[白]枪的当地农民做见证[文]人,到我们别墅来搜[章]查。搜查什么,宪兵[来]上士也不大清楚,他[自]在柜子里翻腾了一气[刀],找到了一支没有装[笔]填子弹的勃朗宁手枪[吏],没收了几本载有数[小]字的关于土地问题的[白]笔记,提了几个没有[文]意义的问题。见证人[章]困惑地坐在椅子边上[来],莫名其妙地望着,[自]宪兵上士嘲笑他:指[刀]着装浆糊的小罐说这[笔]就是炸药。然后说道[吏],有人密告了弗拉基[小]米尔.伊里奇,他本[白]来应当把伊里奇逮捕[文]起来,可是因为明天[章]早晨还得把伊里奇带[来]到新塔尔克去(最近[自]的军事当局所在地)[刀],所以最好还是让伊[笔]里奇自己明天搭早晨[吏]6点钟的火车去。”[小]

  “于是,伊里奇到当[白]时也住在波罗宁的加[文]涅茨基那里去,把所[章]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来]。加涅茨基立刻给社[自]会民主党的代表马列[刀]克拍了一个电报,伊[笔]里奇则给克拉科夫的[吏]警察局拍了一个电报[小],因为那个警察局知[白]道他是一个侨民。”[文]

  “加涅茨基当天便雇[章]了一辆装货马车到新[来]塔尔克去了,在那里[自]见到了军区司令官—[刀]—帝国皇家司令官,[笔]跟他争吵了一番,并[吏]告诉他伊里奇是国际[小]社会党执行局的委员[白],会有人来为伊里奇[文]辩护的,必须对伊里[章]奇的生命安全负责。[来]

  “加涅茨基从新塔尔[自]克回来以后,我就和[刀]他一同写信给维也纳[笔]国际社会民主党执行[吏]局的委员、奥地利代[小]表、社会民主党人维[白]克多.阿德勒。”

  “克拉科夫警察局拍[文]来电报说,怀疑乌里[章]扬诺夫进行间谍活动[来]是没有根据的。

  “维也纳代表阿德勒[自]和里沃夫代表狄尔曼[刀]德(他们保释了伊里[笔]奇)的压力测试了效[吏]果,伊里奇于8月1[小]9日出狱了。”(克[白]鲁普斯卡娅:《列宁[文]回忆录》,人民出版[章]社1960年版,第[来]261-264页)[自]

  克鲁普斯卡娅在其回[刀]忆录里还谈到了所谓[笔]“津贴”的真相。她[吏]写道:“在克拉科夫[小],我们很快得到前往[白]中立国瑞士的许可。[文]我们还有些事情得安[章]排一下。在这不久之[来]前,我的母亲成了‘[自]资本家’。她的姐姐[刀]在诺沃切尔卡病逝了[笔];她的姐姐是个教育[吏]工作者,把自己的财[小]产一流给了她——一[白]些银勺子、圣像、衣[文]服和三十年教育工作[章]中积蓄下来的四千卢[来]布。为了把钱提取出[自]来,必须同维也纳的[刀]某经纪人立一个合同[笔]。这个经纪人设法把[吏]钱提取出来了,他要[小]去了半数做报酬。在[白]战争期间,我们主要[文]是靠这些剩余的钱生[章]活的;我们是这样的[来]俭省,以至于在19[自]17年回俄国时还存[刀]有一些;1917年[笔]7月事变的日子里,[吏]在彼得堡搜查时,人[小]们竟拿存款单据来证[白]明伊里奇因进行间谍[文]活动而从德国政府领[章]取了津贴。”(同上[来],第264-265[自]页)

  应该说,克鲁普斯卡[刀]娅的《列宁回忆录》[笔]已经把事情说得很清[吏]楚了。但是,无产阶[小]级的敌人出于其政治[白]目的,仍然不时制造[文]“新闻”,祭起这个[章]“法宝”,耸人听闻[来]地说什么从某某解密[自]档案里发现了新的证[刀]据,证明列宁是德国[笔]的代理人,布尔什维[吏]克是德国的别动队。[小]德国《明镜》周刊在[白]2007年第50期[文]刊出的一篇题为《德[章]皇陛下的革命家——[来]被收买的革命》的封[自]面文章就是其最近的[刀]  表现。看来,《二十[笔]世纪俄国史》所根据[吏]的就是这样一些货色[小]

  但是,《明镜》周刊[白]登的这些东西就那么[文]可靠吗?当然,该刊[章]是德国颇有影响的一[来]个媒体,据说每期发[自]行量达百万份之多。[刀]但是,也像人有人格[笔]一样,报纸和刊物也[吏]有自己的报格和刊格[小]。《明镜》周刊的刊[白]格究竟如何?有一件[文]事很能说明问题。就[章]在其发表攻击、污蔑[来]列宁的文章之前不久[自],即在2007年8[刀]月27日,它在其第[笔]35期上发表了一篇[吏]题为《黄色间谍》的[小]封面文章,其封面是[白]一面变形为百叶窗的[文]中国五星红旗,一个[章]中国女孩正扒开百叶[来]窗向外窥视,而14[自]页的长文则诬称中国[刀]人盗窃西方技术,甚[笔]至把27000名留[吏]德学生以及工程师等[小]都说成是间谍或未来[白]的间谍。如此歪曲事[文]实羞辱中国的报道,[章]自然激起旅德华侨和[来]华裔的极大愤怒,他[自]们举行了集会和抗议[刀],并且诉诸法律。虽[笔]然由于司法不公而未[吏]能如愿,还是产生了[小]巨大影响。该刊总编[白]辑斯蒂凡·奥斯特原[文]应于次年9月解约,[章]但在当年就因为董事[来]会多数的不信任而在[自]年底被提前解了约。[刀]而那篇攻击列宁的《[笔]德皇陛下的革命家—[吏]—被收买的革命》可[小]说是他解职前所组织[白]炮制的一个“杰作”[文]。对于这样的总编辑[章]所组织炮制的这个“[来]杰作”,我们能够相[自]信它吗?

  事实上,即使是西方[刀]学者,对所谓德皇收[笔]买“间谍”制造俄国[吏]革命问题也都非常谨[小]慎,他们并不认为现[白]有的材料就能够证明[文]列宁是一个间谍。就[章]是那位来中国进行学[来]术交流的《二十世纪[自]俄国史》的编者之一[刀]的潘佐夫也认为,“[笔]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大[吏]不了的,我不是说列[小]宁是德国特务。历史[白]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文]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章]例很多。”潘佐夫的[来]朋友Г·契尔尼亚夫[自]也认为,列宁不过是[刀]想利用德国的援助在[笔]俄国达到掌权的目的[吏]。可是,李文作为“[小]李、陈、吴所做的采[白]访记录”却坚持认为[文]“列宁从1915年[章]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来]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自]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刀]国的秘密代理人。”[笔]采访者的观点竟然不[吏]同于采访对象的观点[小],这算什么“采访记[白]录”?不过这也说明[文],采访者如此顽固地[章]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来]被采访者,他们的这[自]个所谓采访显然是不[刀]客观的,是别有用心[笔]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吏]李文说列宁在191[小]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白]局资助,而事实是,[文]列宁早在第一次世界[章]大战开始之时即19[来]14年8月就主张俄[自]国失败,坚持变帝国[刀]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笔]级斗争,说明列宁的[吏]主张是在所谓德国资[小]助之前,与所谓德国[白]自主无关。李文的说[文]法显然是不合逻辑的[章]。我们知道,第一次[来]世界大战是在191[自]4年8月1日(公历[刀])以德国对俄国正式[笔]宣战而爆发的,并且[吏]形成了以德国、奥匈[小]帝国、保加利亚、土[白]耳其为一方,俄国、[文]英国、法国为另一方[章]的两大帝国主义集团[来]之间的世界性战争。[自]战争一开始,第二国[刀]际影响最大的德国社[笔]会民主党领袖们投票[吏]赞成军事预算,接着[小]比利时和法国社会民[白]主党的领袖们参加了[文]资产阶级政府,第二[章]国际大部分领袖也都[来]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自]府一边,要“保卫祖[刀]国”,采取了社会沙[笔]文主义的立场,背叛[吏]了社会主义。列宁以[小]大无畏的“反潮流”[白]精神,分析了战争的[文]帝国主义性质,对这[章]股机会主义的思潮进[来]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自]说,“社会民主党人[刀]只有同自己国家的沙[笔]文主义狂热作斗争,[吏]才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小]。塞尔维亚社会民主[白]党人就是履行了这种[文]职责的最好的榜样。[章]”他还说,“无产阶[来]级如果没有忘记马克[自]思的‘工人没有祖国[刀]’这句话,就不应当[笔]参与维护旧的资产阶[吏]级国家格局,而应当[小]参与创造新的社会主[白]义共和国格局。”([文]《列宁全集》第26[章]卷,人民出版社中文[来]第二版,第21页)[自]不仅如此,列宁还十[刀]分明确地提出,“唯[笔]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吏]号是变帝国主义战争[小]为国内战争。这种转[白]变正是当前的战争灾[文]难的所有客观条件所[章]产生的必然结果,只[来]有在这方面进行经常[自]不断的宣传和鼓动,[刀]工人政党才能履行它[笔]们在巴塞尔承担的义[吏]务。”(同上,第2[小]3页)显然,列宁的[白]这些明确表示都远远[文]早于1915年,那[章]所谓“得到德国当局[来]资助”怎么能够成为[自]他发表这些言论的原[刀]因呢?这说不通嘛。[笔]

  当然,列宁1917[吏]年春回国经过德国一[小]事确实曾得到了德国[白]当局的支持,这又是[文]怎么回事呢?这并不[章]是什么秘密,克鲁普[来]斯卡娅在《列宁回忆[自]录》里早就有详细记[刀]述。她写道:“中央[笔]局经过加涅茨基转来[吏]了一封电报,内称:[小]‘乌里扬诺夫应当立[白]即出发!’弗拉基米[文]尔·伊里奇坚持由瑞[章]士的社会主义者——[来]国际主义者弗里茨·[自]普拉廷去负责进行谈[刀]判。普拉廷跟德国驻[笔]瑞士大使签订了确切[吏]的书面条件。条件的[小]要点是:一、不问其[白]对战争抱何种观点,[文]全部侨民都可归国。[章]二、没有普拉廷的许[来]可,任何人也没有权[自]利进入归国侨民乘坐[刀]的车厢;对护照、行[笔]李不做任何检查。三[吏]、回国者有责任在俄[小]国展开鼓动工作,争[白]取放出与归国侨民同[文]等数目的被拘留的奥[章]地利人和德国人。”[来](克鲁普斯卡娅:《[自]列宁回忆录》人民出[刀]版社1960年版,[笔]第321页)显然,[吏]列宁回国是根据他自[小]己对形势的判断,是[白]遵从来自党的中央局[文]的指令,而绝不是德[章]国政府当局的命令。[来]而从他通过普拉廷与[自]德国驻瑞士使馆签订[刀]的 协议看,这个协议当[笔]然有交换的条件,特[吏]别是第三条,要以争[小]取释放同等数量的被[白]拘留的德国人和奥地[文]利人为条件,但是和[章]返回国内的30名侨[来]民里绝大多数都是布[自]尔什维克的领袖人物[刀]和骨干力量来说,他[笔]们回国对革命的作用[吏]是如此巨大,而为此[小]所付出的代价应该说[白]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文]协议说的只是“争取[章]放出”而不是硬性的[来]要求,再怎么说也不[自]能因此认为列宁是德[刀]国的秘密代理人。

  在这方面,还有人因[笔]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吏]主张与德国签订布列[小]斯特和约而对列宁有[白]所怀疑。对此,列宁[文]曾不止一次举例说到[章]两种不同的妥协:“[来]假定一群匪徒包围了[自]你的汽车,把手枪对[刀]准你的脑袋”,“一[笔]种情况是一个人默默[吏]地把自己的手枪、武[小]器和金钱交出来。协[白]议的内容是很清楚的[文]。他对匪徒说,‘我[章]把手枪、武器和金钱[来]给你,你让我结束这[自]次同你的幸遇吧’([刀]笑声),协议达成了[笔]。也可能有另一种情[吏]况:一个人默默地达[小]成协议 ,把武器和金钱交给[白]匪徒,目的是为了能[文]同他们一起抢劫别人[章],然后分得一份赃物[来]。这也是一种默默地[自]达成的协议。”(《[刀]列宁全集》第36卷[笔],人民出版社中文第[吏]2版,第330页)[小]显然,在当时特定的[白]敌我形势下列宁主张[文]签订屈辱的对德和约[章]是正确的,它属于例[来]子中的第一种情况,[自]而绝不属于第二种情[刀]况。但是,在布哈林[笔]等“左派”共产主义[吏]者不顾条件把希望放[小]在侥幸的革命战争即[白]德国的革命上,坚决[文]反对签署和约,而时[章]任红军总司令和外交[来]人民委员的托洛茨基[自]则取“不战不和”这[刀]样一种“漂亮的姿态[笔]”,或“贵族老爷式[吏]的姿态”。(列宁语[小],见克鲁普斯卡娅:[白]《列宁回忆录》,人[文]民出版社1960年[章]版,第422页)。[来]由于迟迟不能签此和[自]约,拖延了时间,导[刀]致德国发动全面进攻[笔],德军连下数城,并[吏]逼近首都彼得堡。在[小]形势更为不利的情况[白]下,德国帝国主义对[文]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章]出48小时最后通牒[来],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自]的条件。由于当时列[刀]宁仍处于少数地位,[笔]只有斯大林、斯维尔[吏]尔德洛夫、斯米尔加[小]和索科尼科夫等是坚[白]决支持他的,多数人[文]都持反对态度,还是[章]不能签订这个和约。[来]苏俄实行民主集中制[自] ,少数服从多数,列[刀]宁没有办法,准备辞[笔]去自己在中央委员会[吏]和政府的工作。只是[小]在这种情况下,托洛[白]茨基才改变了态度由[文]反对转为弃权,加上[章]季诺维耶夫和斯塔索[来]娃表示赞成,最后才[自]以7票赞成、4票反[刀]对、4票弃权通过了[笔]与德国媾和签约的决[吏]定。1818年3月[小]3日,和约签字。和[白]约除宣布芬兰、乌克[文]兰、格鲁吉亚独立,[章]将爱沙尼亚、拉脱维[来]亚、立陶宛和俄属波[自]兰割让与德国和奥匈[刀]帝国,而赔款则由3[笔]0亿马克加码到60[吏]亿马克。新生的苏维[小]埃政权付出了巨大的[白]代价,但是摆脱了战[文]争,赢得了巩固新政[章]权所需要的喘息的时[来]间。后来,德国的无[自]产阶级于1918年[刀]11月3日进行了社[笔]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吏]威廉二世的统治。1[小]1月11日,协约国[白]与德国宣布停战,第[文]一次世界大战宣布结[章]束。第二天,11月[来]12日,苏俄政府宣[自]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刀],使和约成了一纸空[笔]文。

  列宁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对于他来说,帝国主义和机会主义是他的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一生的实践和他的全部著述都证明了这一点。把列宁说成是德国间谍,说他是德国的秘密代理人,这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基于特定的政治目所制造的谣言。但是,谣言毕竟是谣言,而伟人终究是伟人。列宁不仅在俄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戴,在全世界也享有崇高的威望。中国近代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曾竭力称赞俄国革命的伟大成绩,并把这原因归之为列宁的正确领导。1924年11月3日,他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中说,“他们(俄国)近来革命的效力,比较美国、法国一百年以前革命之效力还要宏大,成绩还要圆满。他们之所以能够有这种美满成绩的原因,就是由于俄国出了一个革命圣人,这个圣人就是大家知道的列宁,他组织了一个革命党,……。”(《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版,第271页)而英国著名哲学家则称列宁是“由于战争造成的唯一的真正伟大的人”,说“列宁这样的国务活动家在世界上最多一百年才出一个”。(转引自路易斯·费希尔:《列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封底页)连这些世界级的大政治家、大哲学家都如此崇拜列宁,而某些人竟然硬要把列宁说成是“德国间谍”,试问,究竟有多少人会相信这样的谣言呢?

二、对“革命”和“政变”的辨证

  李文说,“虽然十月[吏]革命在《二十世纪俄[小]国史》中是以‘政变[白]’一词出现(顺便指[文]出,这几乎成了大部[章]分教科书的观点),[来]本文作者为叙述方便[自],依然使用‘十月革[刀]命’。”

  李文的这个说法显然[笔]是不诚实的。从李文[吏]的整个文章来看,作[小]者对于十月革命无疑[白]是否定的。作者显然[文]更愿意用“十月政变[章]”这个说法,而不愿[来]意用“十月革命”这[自]个说法。但是作者十[刀]分清楚,在中国的具[笔]体条件下,如果不说[吏]“十月革命”而说“[小]十月政变”,那是不[白]能为大家所接受的,[文]反而会暴露出自己的[章]反动立场,引起革命[来]人民的极大反感和强[自]烈愤怒。这样当然对[刀]作者是否不利,并且[笔]势必影响到文章的宣[吏]传效果,因此作者不[小]得不伪装一番:自己[白]不说“十月政变”而[文]说“十月革命”,却[章]大谈《二十世纪俄国[来]史》是用的“十月政[自]变”,并且还强调“[刀]这几乎是大部分教科[笔]书的观点”,以扩大[吏]“十月政变”这一说[小]法或观点的影响。对[白]此,我们当然要对公[文]民和政变进行一番辨[章]证。

  在现代,革命显然是[来]一个褒义词,干革命[自]是一件很光荣很荣耀[刀]的事,李文所以不愿[笔]意称十月革命而宣传[吏]是十月政变,其原因[小]正在于想贬低它,不[白]想让它沾到这份光荣[文]和荣耀。

  不过要是在100年[章]以前,中国人对革命[来]一词还是很忌讳的,[自]用“谈虎色变”来形[刀]容一点也不为过。1[笔]910年2月28日[吏],孙中山在旧金山演[小]讲,就谈到了这一情[白]况。他说,“‘革命[文]’二字,今日已成为[章]普通名词,第(当是[来]“弟”之误——奚注[自])恐诸君以为革命为[刀]不切予一己之事而忽[笔]略之,而不知革命为[吏]吾人今日保身价、救[小]性命之唯一法门。在[白]美华侨多有不解革命[文]之义者,动以‘革命[章]’二字为不美之名称[来],口不敢道之,耳不[自]敢闻之,而不知革命[刀]乃圣人之事业也。孔[笔]子曰:‘汤武革命,[吏]顺乎天而应乎人。’[小]此其证也。某英人博[白]士曰:‘中国人数千[文]年来饱受君主专制之[章]治,其人民无参政权[来],无立法权,只有革[自]命权。他国人民遇有[刀]不善之政,可由议院[笔]立法改良之;中国人[吏]民遇有不善之政,则[小]必以革命更易之。’[白]由此观之,革命者乃[文]神圣之事业,天赋之[章]人权,而最美之名称[来]也。”(《孙中山全[自]集》第1卷,中华书[刀]局1981年版,第[笔]440-441页)[吏]

  孙中山对革命二字所[小]作的新解和宣传,极[白]大地启迪了国人的觉[文]醒,自此以后,许多[章]人,特别是先进的人[来]们,就再不以革命为[自]洪水猛兽了。不过要[刀]真正懂得革命,还需[笔]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吏]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小]作家对于革命的论述[白]

  关于革命,马克思在[文]《政治经济学批判》[章]序言中有更为深刻的[来]阐述。他说,“社会[自]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刀]一定阶段,便同它们[笔]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吏]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小]系(这是生产关系的[白]法律用语)发生矛盾[文],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章]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来]成生产力的桎梏。那[自]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刀]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笔]础的变革,全部庞大[吏]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小]快地发生变革。“([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文]》第2卷,人民出版[章]社1995年版,第[来]32-33页)就是[自]说,革命是在生产关[刀]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笔]时所出现的生产关系[吏]和上层建筑所发生的[小]社会变革。由于这种[白]变革在阶级社会是和[文]阶级斗争紧密地联系[章]在一起的,革命实际[来]上就是代表先进生产[自]关系的阶级推翻代表[刀]过时生产关系的阶级[笔]的行动。

  在这方面,马克思有[吏]一句名言,叫做“革[小]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集》第1卷,人民[章]出版社1995年版[来],第456页)这说[自]明,革命是推动社会[刀]进步的一个强大动力[笔],也说明,只有先进[吏]的阶级才能发动革命[小],推动历史的前进;[白]一切衰朽的阶级是谈[文]不上革命和推动社会[章]进步的。

  列宁更突出地把革命[来]和政治上层建筑,特[自]别是和国家政权的变[刀]动联系在一起,他说[笔]:“从马克思主义观[吏]点来看,革命究竟是[小]什么意思呢?就是用[白]暴力打碎旧的政治上[文]层建筑,即打碎那种[章]由于同新的生产关系[来]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自]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刀]建筑。”(《列宁选[笔]集》第1卷,人民出[吏]版社1995年版,[小]第631页)他还特[白]别强调,“无论从革[文]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章]学意义来讲,或是从[来]实际政治意义来讲,[自]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刀]手里转移到另一个阶[笔]级手里,都是革命的[吏]首要的和基本的标志[小]。”(《列宁选集》[白]第3卷,人民出版社[文]1995年版,第2[章]5页)毫无疑问,国[来]家政权从一个阶级转[自]到另一个阶级手里的[刀]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笔]的斗争,不发生暴力[吏]是不可能的。这样,[小]革命又是和暴力联系[白]在一起的。恩格斯在[文]《论权威》一文中说[章],“革命无疑是天下[来]最权威的东西。革命[自]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刀]、刺刀、大炮,即用[笔]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吏]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小]的意志。”(《马克[白]思恩格斯选集》第3[文]卷,人民出版社19[章]95年版,第227[来]页)关于革命,毛泽[自]东也有一个非常形象[刀]而又极其准确的说法[笔]:“革命不是请客吃[吏]饭,不是做文章,不[小]是绘画绣花,不能那[白]样雅致,那样从容不[文]迫,文质彬彬,那样[章]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来]暴动,是一个阶级推[自]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刀]行动。” (《毛泽东选集》第[笔]卷,人民出版社19[吏]91年版,第17页[小]

  革命不是个别人或少[白]数人的孤立的行为,[文]而是一个具有很广泛[章]群众性的社会运动,[来]它需要非常广大的群[自]众的参加。列宁说,[刀]“革命是被压迫者和[笔]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吏]。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小]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时[白]期这样以新社会制度[文]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章]出现。在这样的时期[来],人民能够做出从市[自]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刀]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笔]的奇迹。”(《列宁[吏]选集》第1卷,人民[小]出版社1995年版[白],第616页)他还[文]说,“只有当千百万[章]人万众一心、一致奋[来]起的时候,革命才成[自]其为革命。”(《列[刀]宁全集》第34卷,[笔]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吏]版,第462页)革[小]命不仅需要具备客观[白]条件,还需要具备主[文]观条件。列宁说,“[章]不是任何形势都会产[来]生革命,只有在上述[自]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刀]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笔]生革命,即必须再加[吏]上革命阶级能够发的[小]足以摧毁(或打垮)[白]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文]群众行动,因为这种[章]旧政府,如果不去‘[来]摧’它,即使在危机[自]时代也绝不会‘倒’[刀]的。”(《列宁选集[笔]》第2卷,人民出版[吏]社1995年版,第[小]461页)

  至于说到“政变”,[白]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文]了。按照《现代汉语[章]词典》的解释,所谓[来]政变,是指“统治集[自]团内部的一部分人采[刀]取军事或政治手段的[笔]国家政权的突然变更[吏]。”(中国社科院语[小]言所词典室编《现代[白]汉语词典》,外语教[文]研出版社2002年[章]版,第2451页)[来]一般来说,政变并不[自]涉及一个国家的根本[刀]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笔]也不造成一个国家阶[吏]级关系的根本变动;[小]发动政变的往往是少[白]数人,所用的手段往[文]往是密谋和其它非正[章]当手段;其所造成的[来]社会影响也比革命小[自]得多。显然,它与革[刀]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笔]两回事。在这个问题[吏]上,我们不能只看形[小]式而不看实质。我们[白]看报纸,常见有这样[文]的新闻:某国某某军[章]人集团发动军事政变[来],推翻了某个经选举[自]产生的合法政府。这[刀]样的报道显然没有抓[笔]住问题的实质。关键[吏]在于,推翻这个政府[小]的人代表了哪个阶级[白]?是代表先进生产关[文]系的阶级还是代表腐[章]朽生产关系的阶级?[来]至于那个被推翻的政[自]府是不是合法政府,[刀]这一点并不重要,因[笔]为法律总是统治阶级[吏]制定的,被统治阶级[小]如果强调这个“合法[白]”,如果因为“合法[文]”就不能推翻,那旧[章]的统治阶级岂不是要[来]永远统治下去?革命[自]岂不是永远不能发生[刀]?如果这样的话,社[笔]会还能够进步吗?

  人们要问,发生在1[吏]917年10月25[小]日(俄历;公历是1[白]1月7日)的那个震[文]撼全世界的社会大变[章]动究竟是一场革命呢[来],或者只不过仅仅是[自]一场“政变”而已呢[刀]

  按照以上对于革命和[笔]政变的的辨证,列宁[吏]领导的十月革命显然[小]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白]深刻的革命,而绝不[文]是什么“政变”。

  首先,十月革命是一[章]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来]即无产阶级推翻资产[自]阶级的伟大斗争,而[刀]绝不是统治阶级内部[笔]不同集团之间的权力[吏]之争。

  其次,十月革命是用[小]先进的生产关系和政[白]治上层建筑取代落后[文]的过时的生产关系和[章]上层建筑,是推动历[来]史向前进步的,起了[自]“历史火车头”的作[刀]用。

  再次,十月革命有广[笔]泛的群众基础,它通[吏]过暴力革命的形式实[小]现了社会制度和阶级[白]关系的深刻变革,而[文]不是少数人通过一些[章]不正当手段实现的权[来]力转移。

  最后,十月革命在全[自]世界发生了空前巨大[刀]的影响,在它的影响[笔]下,先后发生了德国[吏]的革命和匈牙利的革[小]命,它还给包括中国[白]在内的东方国家送去[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章]俄国革命的经验,大[来]大推进了世界革命的[自]进程。

  所有这些,都是任何[刀]一个政变所根本不能[笔]与之相比的;而十月[吏]革命以后将近一百年[小]的历史也雄辩地证明[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文]类历史的新纪元,它[章]所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来]伟大变革,它像灯塔[自]一样将永远照耀着人[刀]类前进的道路。

  应该说,把十月革命[笔]说成是十月政变由来[吏]已久。早在上世纪二[小]十年代,一些流亡国[白]外的饿国政治家和西[文]方自由派就已经开始[章]这样说。不过这一说[来]法在苏联国内并没有[自]多大市场。直到上世[刀]纪末的八九十年代,[笔]即苏联解体前后,苏[吏]联曾出现过一场关于[小]十月革命性质问题的[白]论战。据《十月的选[文]择——90年代国外[章]学者论十月革命》一[来]书的编者介绍,“在[自]大多数俄罗斯 学者和某些西方学者[刀]看来,十月革命是一[笔]场革命这个立论是无[吏]可争议的。然而,少[小]数俄罗斯政治家却重[白]弹20年代流亡国外[文]的俄国政治家和西方[章]自由派的老调,把十[来]月革命说成是一小撮[自]职业革命家精心策划[刀]的阴谋,是布尔什维[笔]克搞的政变。前俄罗[吏]斯联邦办公厅主任谢[小]·菲拉托夫就公然说[白],十月革命是一次政[文]变,其结果是为数不[章]多但很团结的左翼激[来]进政党篡夺了政权。[自]对这种无视历史事实[刀]、否认革命的社会性[笔]、否定作为革命主体[吏]的人民群众在革命中[小]所起的推动作用的论[白]调,许多学者都据理[文]进行反驳。”(刘淑[章]春、翟民刚、王丽华[来]编:《“十月”的选[自]择——90年代国外[刀]学者论十月革命》,[笔]中央编译出版社19[吏]97年版,第2-3[小]页)可见,把十月革[白]命说成是十月政变并[文]不是学者根据研究得[章]出的科学结论,而是[来]某些政治家火政客根[自]据其政治需要编造的[刀]谎言。

  值得一提的是199[笔]9年11月30日由[吏]俄国《独立报》抛出[小]的普列汉诺夫的《政[白]治遗嘱》里也用了“[文]十月事件”和“十月[章]政变”这样的说法([来]见温煇:《列宁主义[自]批判》附录,香港百[刀]家出版社2007年[笔]版,第326页)。[吏]按照该《政治遗嘱》[小]所署的写作日期是1[白]918年4月7-2[文]1日,似乎可以认为[章],普列汉诺夫是最早[来]使用“十月政变”一[自]词的。但是,人们只[刀]要稍微认真一点读过[笔]这个《政治遗嘱》,[吏]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小]个伪造的赝品。除了[白]内容所表现出的现代[文]倾向外,在一些细节[章]上也暴露出明显的问[来]题。按照《政治遗嘱[自]》的说法,“只要布[刀]尔什维克还掌权,我[笔]的遗嘱就不应公布。[吏]”(同上,第311[小]页)这话如果换一种[白]说法应该是,“只要[文]布尔什维克不再掌权[章],我的遗嘱就应该及[来]时公布”。而苏联共[自]产党早在1991年[刀]8月29日就已经不[笔]再掌权,但是,《政[吏]治遗嘱》并没有在当[小]时公布,而是在过了[白]八年又三个月之后,[文]才在1999年的1[章]1月30日 公布。这究竟是因为[来]什么?显然,在19[自]91年8月29日苏[刀]共失去政权时,《政[笔]治遗嘱》还没有,甚[吏]至也还没有想到要伪[小]造这样一份遗嘱。究[白]竟是什么时候才想到[文]要伪造这样一份遗嘱[章]也还是一个谜。而且[来],要准备这样一个遗[自]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刀]事。因为写这样的遗[笔]嘱不仅要熟悉普列汉[吏]诺夫的生平和著作,[小]还要了解当前现实的[白]政治斗争对这一遗嘱[文]的要求,文笔还要写[章]得像是普列汉诺夫的[来]文笔。这一切当然都[自]不容易,都需要耗费[刀]大量时间才能完成。[笔]仅此一点,就可以说[吏]明,政治遗嘱并非普[小]列汉诺夫所作,而是[白]别人为了特定的政治[文]目的——为了否定列[章]宁、否定十月革命、[来]否定社会主义、否定[自]无产阶级专政,假托[刀]普列汉诺夫之名而伪[笔]造出的赝品。这样一[吏]来,要说普列汉诺夫[小]最早使用“十月政变[白]”一词也就不能成立[文]了。

  至于李文说十月政变“几乎成了大部分教科书的观点”,其实不然。就在祖波夫开始写这本《二十世纪俄国史》之前,普京曾做了一个很大的动作,把30年代由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组织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加以重印出版,并且发给各高等学校的图书馆,供高校师生学习阅读、学习。这本重量级的教科书自是其他教科书所不能相比的,它所起的拨乱反正的作用更是非常清楚的。至于所谓的“大部分教科书”,无非是一些在苏联解体前后为了丑化十月革命、丑化苏联、丑化列宁和斯大林而编造的文化垃圾。监狱这些文化垃圾的极端有害,所以普京才提出要重新编写历史,显然,祖博夫主编的这本俄国史与普京当时的初衷显然是背道而驰的。由此联想到叶利钦掌权时的种种倒行逆施。由于这位总统反对和仇恨十月革命,一开始就不让人们参加纪念十月革命节的活动,后来为了淡化十月革命的影响,又宣布将十月革命节改为“和谐和解日”。但是在许多人心中,这一天仍然是值得纪念的革命节日,以俄共为代表的左派革命群众每年的十月革命节这一天,都要到红场去集会和游行。普京上台后又将此节日改称“民族团结日”,纪念的时间则改为11月4日。但是,人们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怀念却并没有因此而稍减。 2005年6月21日,俄罗斯修订的联邦法律《俄罗斯军人荣誉日和纪念日》规定,从当年起,11月7日重新被当作十月革命节来庆祝,但这一天首次不再是休假日。该法律还将11月7日定为“军人荣誉日”。在学术界,2007年十月革命90周年时,不仅俄罗斯的左派革命群众继续举着红旗和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到红场进行集会和游行,而且俄罗斯学术界的一些知名学者还发表了《十月革命对我们、对俄国、对全世界的意义》的声明,呼吁:“应当把人民的革命节日还给人民。应当把十月革命的真相告诉人民。不能忘记: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有过属于自己的伟大的革命。我们可以,并且应当为此而自豪。”(摘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7年59期)今年是十月革命93周年,人们在网上看到,在以前的各个加盟共和国都有群众的纪念活动。与一些人的主观愿望相反,十月革命的影响依旧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这正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三、驳《二十世纪俄国史》加于十月革命的六条罪状

  关于十月革命,李文[章]援引了《二十世纪俄[来]国史》所历数的六点[自]评价——其实就是“[刀]六条罪状”:“ 1、传统的的俄国社[笔]会教会人们孝敬父母[吏],尊老爱幼。布尔什[小]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白]父辈创造的‘旧世界[文]’。2、对于人们熟[章]知的‘热爱祖国’,[来]布尔什维克说‘无产[自]阶级没有祖国’。3[刀]、一般人总是讲不要[笔]贪图钱财,特别不是[吏]要向亲友谋不义之财[小],布尔什维克说要彻[白]底消灭私有制。4、[文]布尔什维克反对人们[章]常常说的不要偷窃和[来]抢掠公认的社会道德[自],布尔什维克主张并[刀]且实行穷苦人‘把被[笔]抢走的东西抢回来’[吏]。5、人们普遍认为[小]通奸是不道德的,布[白]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文]毁资产阶级家庭,取[章]消资产阶级道德,主[来]张甚至实行‘共妻’[自]。6、布尔什维克否[刀]定‘行善’、‘和为[笔]贵’、‘积德’等对[吏]于社会何谢的重要作[小]用,认为无产阶级对[白]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文]是要你死我活,这才[章]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来]。主张并实行‘敌人[自]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刀]’上帝不会让人们摆[笔]脱苦难,只有依靠和[吏]指望共产党及其领袖[小],它们才是‘劳动人[白]民的智慧、正直和良[文]心’的体现者。(同[章]上,第478页)”[来]

  无论是李文还是《二[自]十世纪俄国史》的编[刀]者如此罗列十月革命[笔]的所谓罪状,说明他[吏]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小]了解几乎等于零,他[白]们对于早就被马克思[文]主义经典作家批得体[章]无完肤的那些陈词滥[来]调居然还当做武器来[自]来批评十月革命,实[刀]在是太可悲了。这里[笔]我们就对他们提出的[吏]“六条罪状”逐条地[小]来进行批驳。

  1、关于所谓“传统[白]的的俄国社会教会人[文]们孝敬父母,尊老爱[章]幼。布尔什维克要彻[来]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自]的‘旧世界’”。

  我们知道,所谓“传[刀]统的俄国社会”是一[笔]个农奴制的社会,1[吏]9世纪下半叶后,俄[小]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白]系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文],但是,在传统社会[章]和资本主义社会创造[来]社会财富的农奴和工[自]人,他们饱受农奴主[刀]、资本家的剥削,饱[笔]受沙皇专制制度和资[吏]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压[小]迫,为了这些剥削者[白]和压迫者的利益,沙[文]皇和临时政府还要他[章]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中充当炮灰,到战场[自]上去送死。对于这样[刀]的“旧世界”他们为[笔]什么还要逆来顺受?[吏]为什么不能进行革命[小],粉碎这个“旧世界[白]”? 哪里有剥削有压迫,[文]那里就有反抗有斗争[章],被压迫被剥削的劳[来]动者有革命权,他们[自]进行反对旧制度的革[刀]命天然是合理的,要[笔]他们苟安于“旧世界[吏]”的“好心人”绝不[小]是他们的朋友,而只[白]能是他们的敌人。

  2、关于所谓“对于[文]人们熟知的‘热爱祖[章]国’,布尔什维克说[来]‘无产阶级没有祖国[自]’”。

  “工人没有祖国”是[刀]《共产党宣言》里的[笔]一句名言,也是马克[吏]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小]理。道理很简单,“[白]国家是阶级矛盾的不[文]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章]”,国家从来都是有[来]阶级性的:奴隶制国[自]家是奴隶主的国家;[刀]农奴制国家是农奴主[笔]的国家;而资本主义[吏]的国家则是资产阶级[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白]家当然不是工人阶级[文]的国家而只是资产阶[章]级的国家,工人阶级[来]也没有义务去“热爱[自]”属于资产阶级的“[刀]祖国”,更没有义务[笔]去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吏]而去“保卫祖国”。[小]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白]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文]之间为了重新瓜分殖[章]民地而进行的非正义[来]战争,工人阶级当然[自]没有必要为了资产阶[刀]级的利益去送死,他[笔]们反对这场战争,他[吏]们的口号是“变帝国[小]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白]”,即把战争变为革[文]命。这才是无产阶级[章]的利益所在。第二国[来]际的社会民主党,包[自]括伯恩斯坦、考茨基[刀]、普列汉诺夫等,站[笔]到了资产阶级一边,[吏]采取护国主义的立场[小],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白]和无产阶级利益的背[文]叛。李文和《二十世[章]纪俄国史》的编者所[来]持的也是这种观点,[自]当然也是完全错误的[刀]

  3、关于所谓“一般[笔]人总是讲不要贪图钱[吏]财,特别不是要向亲[小]友谋不义之财,布尔[白]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文]私有制。”

  什么是“一般人”?[章]在阶级社会,有的是[来]阶级的人,具体的人[自],没有什么一般的人[刀],抽象的人。毛泽东[笔]说,“在阶级社会,[吏]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小]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白]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文]的烙印。”(《毛泽[章]东选集》第1卷,人[来]民出版社1991年[自]版,第283页)为[刀]什么有的人那么贪图[笔]钱财?用人的本性不[吏]能说明,只有用人的[小]阶级性才能说清楚。[白]地主资本家之所以贪[文]婪,那是由他们的阶[章]级地位决定的。马克[来]思在《资本论》初版[自]序言里说得好,“我[刀]绝不用玫瑰色描绘资[笔]本家和地主的面貌。[吏]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小],只是经济范畴的人[白]格化,是一定阶级关[文]系和利益的承担者。[章]我的观点是:经济社[来]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自然历史的过程。不[刀]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笔]超脱各种关系,他在[吏]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小]关系的产物。”(《[白]资本论》第1卷,人[文]民出版社1975年[章]版,第12页)显然[来],问题不在于个人,[自]而在于社会的经济关[刀]系或阶级关系。只有[笔]消灭了私有制,消灭[吏]了阶级,才能消灭现[小]在人们看到的那种为[白]贪图钱财而尔虞我诈[文]的现象。所以《共产[章]党宣言》说,“共产[来]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自]论概括为一句话:消[刀]灭私有制。”(《马[笔]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吏]1卷,人民出版社1[小]995年版,第28[白]6页)这是科学的真[文]理,是解决现在剥削[章]阶级贪图钱财的不二[来]法门。而李文和《二[自]十世纪俄国史》竟然[刀]否定这一真理和法宝[笔],以为只要进行“不[吏]要贪图钱财”之类的[小]说教就可以解决问题[白],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文]?!

  4、布尔什维克反对[章]人们常常说的不要偷[来]窃和抢掠这种公认的[自]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刀]克主张并且实行穷苦[笔]人‘把被抢走的东西[吏]抢回来’。

  问题在于,是谁在进[小]行偷窃和抢掠?应该[白]说,一切剥削阶级对[文]于劳动阶级的剥削都[章]具有抢掠的性质。道[来]理很简单,社会的财[自]富是由劳动阶级创造[刀]的,但是,由于他们[笔]缺乏生产资料,他们[吏]劳动成果的相当一个[小]部分都被占有生产资[白]料的剥削阶级所占有[文],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章]抢掠。资本主义的剥[来]削较之于前资本主义[自]的剥削更隐蔽,它在[刀]资本和劳动力的交换[笔]是等价交换的掩盖下[吏],把工人阶级通过劳[小]动创造的比劳动力价[白]值更大的价值即剩余[文]价值据为己有,实际[章]上就是“偷”了工人[来]创造的一部分价值。[自]除了这种合法的“偷[刀]”以外,资本家还有[笔]许多更隐蔽的“偷”[吏]的手法。马克思在《[小]资本论》“工作日”[白]那一章里就引用了许[文]多“工厂视察员报告[章]”,揭露“资本‘零[来]敲碎打地偷窃’工人[自]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刀]的这种行为,又被工[笔]厂视察员叫做‘偷占[吏]几分钟 时间’,‘夺走几分[小]钟时间’,工人中间[白]留下的术语,叫做‘[文]啃吃饭时间’。”([章]《资本论》第1卷,[来]人民出版社1975[自]年版,第271页)[刀]当然资产阶级这样做[笔]也并不妨碍他们公开[吏]地进行抢掠。最典型[小]的就是所谓“原始积[白]累”。马克思曾用血[文]与火的文字揭露了资[章]本的原始积累的历史[来]过程,指出:“在真[自]正的历史上,征服、[刀]奴役、劫掠、杀戮,[笔]总之,暴力起着巨大[吏]的作用。……事实上[小],原始积累的方法绝[白]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文]。”“创造资本关系[章]的的过程,只能是劳[来]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自]的所有者分离的过程[刀],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笔]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吏]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小]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白]者转化为雇佣工人。[文]因此,所谓原始积累[章]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来]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自]程”(《资本论》第[刀]1卷,人民出版社1[笔]975年版,第78[吏]2-783页)不要[小]以为那是历史上的事[白],其实今天的资本家[文]仍然继续做着当年资[章]本家做的那些事,只[来]不过是手段更加狡猾[自]罢了。“富士康”2[刀]0岁上下的农民工为[笔]什么有那么多人选择[吏]跳楼自杀这条绝路?[小]这难道不是资本家的[白]剥削逼出来的?

  反对“把被抢走的东[文]西再抢回来”,其实[章]是要反对马克思所阐[来]述的“剥夺剥夺者”[自]的伟大真理。然而,[刀]马克思在《资本论》[笔]里所得出的这个科学[吏]结论不仅有其充分的[小]事实根据,而且有其[白]足够的理论根据。他[文]说,“撇开一切积累[章]不说,生产过程的单[来]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自]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刀]短时期以后,必然会[笔]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吏]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小]的剩余价值。即使资[白]本在进入生产过程的[文]时候是资本使用者本[章]人挣得的财产,它迟[来]早也要成为不付等价[自]物而被占有的价值,[刀]成为别人无酬劳动的[笔]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吏]的化身。”(《资本[小]论》第1卷,人民出[白]版社1975年版,[文]第625页)对于这[章]个道理,每个工人通[来]过自己的亲身实践体[自]验都会很容易懂得;[刀]没有这种体验的人,[笔]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吏]经济学的学习也会很[小]快懂得,不知为什么[白]那么多号称是历史学[文]家的人竟然对它一窍[章]不通,这是非常令人[来]遗憾的。

  5、关于所谓“人们[自]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刀]德的,布尔什维克认[笔]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吏]家庭,取消资产阶级[小]道德,主张甚至实行[白]‘共妻’”。

  这样说更是一派胡言[文],而且《共产党宣言[章]》早就把它驳得体无[来]完肤。在那里,马恩[自]曾这样写道:

  “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刀]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笔]工具的。他们听说生[吏]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小],自然就不能不想到[白]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文]命运。

  “他们想也没有想到[章],问题正在于使妇女[来]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自]具的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刀]者装得道貌岸然,对[笔]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吏]式的公妻制表示惊讶[小],那是再可笑不过了[白]。公妻制无需共产党[文]人来实行,它差不多[章]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自]和女儿受到他们的支[刀]配为满足,正式的卖[笔]淫更不必说了,他们[吏]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小]最大的享乐。”(《[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文]第1卷,人民出版社[章]1995年版,第5[来]90页)

  事实难道不是这样?[自]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笔],妇女的地位都得到[吏]了空前的提高。随着[小]生产关系的变化,人[白]们的道德观念也发生[文]了变化,卖淫被取缔[章]了,买卖婚姻的现象[来]没有了,建立在自主[自]基础上的婚姻成了普[刀]遍的现象。但是随着[笔]苏联的解体,随着资[吏]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恢[小]复和发展,卖淫和变[白]相卖淫等各种丑恶的[文]现象又重新出现了。[章]这些事实难道不是对[来]《二十世纪俄国史》[自]和李文的最好的驳斥[刀]

  6、布尔什维克否定[笔]‘行善’、‘和为贵[吏]’、‘积德’等对于[小]社会何谢的重要作用[白],认为无产阶级对资[文]产阶级的斗争,就是[章]要你死我活,这才是[来]最基本的人际关系。[自]

  资产阶级的“行善”[刀]、“和为贵”、“积[笔]德”等一套其实很虚[吏]伪。首先要问:资产[小]阶级对工人阶级何曾[白]“行善”过?何曾“[文]和为贵”过?何曾“[章]积德”过?中国民间[来]有一个说法,“不穷[自]千家,不富一家”。[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笔]要带来两极分化,这[吏]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小]转移的规律。马克思[白]说,“要使资本主义[文]生产方式的‘永恒的[章]自然规律‘充分表现[来]出来,要完成劳动者[自]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刀]程,要在一级使社会[笔]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吏]料转化为资本,在另[小]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白]为雇佣工人,转化为[文]‘劳动贫民’这一现[章]代历史的杰作,就需[来]要经受这种苦难。如[自]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刀],货币‘来到世间,[笔]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吏]的血斑’,那么,资[小]本来到世间,从头到[白]脚,每个毛孔都滴着[文]血和肮脏的东西。”[章](《资本论》第1卷[来],人民出版社197[自]5年版,第828-[刀]829页)这难道不[笔]是事实?苏联解体后[吏]的两极分化,我国这[小]些年基尼系数一直在[白]上升,都清楚地说明[文]了这一点。

  《二十世纪俄国史》和李文所加于十月革命的六条罪状,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利益,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看法。由于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十月革命,当然就处处不是,一无是处。而这一点也正好说明,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革命,而绝不是什么政变。《共产党宣言》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而一切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他们的阶级利益却要求他们保护这种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这种对立和斗争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很明显,这正是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

四、应该怎样看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

  李文引述《二十世纪[章]俄国史》一书的话说[来],“列宁认为,在‘[自]无产阶级胜利后,被[刀]打败的阶级应当受到[笔]奴役和肉体上的消灭[吏]’(同上,第129[小]页)”

  李文注了该书的页码[白],但却未注该书的版[文]本,这显然是不符合[章]学术规范的。问题还[来]在于,该书引用的是[自]列宁的话,但却没有[刀]注明列宁著作的出处[笔],显然这也是很不严[吏]肃的。在我看来,李[小]文和《二十世纪俄国[白]史》所引的列宁的话[文]非常可疑。因为,无[章]产阶级要消灭的是那[来]个个阶级,而并不是[自]个人,这个消灭显然[刀]不能等同于所谓“肉[笔]体上的消灭”。不是[吏]别人,正是列宁本人[小]曾经讲过一句很有名[白]的话,他说:“工人[文]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章]会之间并且没有一道[来]万里长城。革命爆发[自]的时候,情形并不像[刀]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笔],只要把尸体抬出去[吏]就完事了。旧社会灭[小]亡的时候,它的尸体[白]是不能装进棺材、埋[文]入坟墓的。它在我那[章]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来]害我们。”(《列宁[自]全集》第34卷,人[刀]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笔],第390页)列宁[吏]的话表明,消灭旧的[小]阶级并不是“肉体上[白]的消灭”,而是从社[文]会关系的角度进行消[章]灭,即改变旧的社会[来]关系,因此对于整个[自]阶级,根本不存在什[刀]么“被打败的阶级应[笔]当受到奴役和肉体上[吏]的消灭”的问题,只[小]有对那些罪大恶极、[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文]个人或一小部分人才[章]有一个“肉体上消灭[来]”的问题。

  问题是尼古拉二世是[自]不是犯有严重的罪行[刀]

  据李文所介绍的《二[笔]十世纪俄国史》一书[吏]说,“俄国二月革命[小]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白]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文]理罗曼诺夫家族特别[章]是尼古拉二世的问题[来],没有找到什么叛国[自]的证据,便宣布其无[刀]罪。十月革命后,由[笔]于罗曼诺夫家族‘关[吏]系极其重大的事务’[小],列宁曾于1918[白]年7月安排乌拉尔苏[文]维埃主席与之保持直[章]线联系,而1918[来]年5月9日俄共中央[自]委员会的记录则说是[刀]‘交由斯维尔德洛夫[笔]办理’(同上,53[吏]2页)而在7月16[小]日夜17日凌晨,尼[白]古拉二世夫妇、4个[文]女儿、1个儿子以及[章]医生、仆人4人,计[来]11人在关押地被枪[自]杀;而罗曼诺夫家族[刀]的亲王4人则于19[笔]19年1月27日被[吏]枪杀于圣彼得堡的彼[小]得保罗要塞。80年[白]代,尼古拉二世等遗[文]骨被发现。1998[章]年7月18日,俄政[来]府举行了安葬仪式,[自]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刀]利钦讲了话,他说,[笔]‘多年以来,我们一[吏]直隐瞒着这起令人毛[小]骨悚然的罪行。但是[白]应该是出真相。叶卡[文]特琳堡的这桩迫害案[章]成了我国历史上最耻[来]辱的一页。我们安葬[自]无辜杀害的人,是为[刀]了对我们的先人赎罪[笔]。固然,直接行凶的[吏]人是罪人,几十年里[小]为这桩血案辩护的人[白]也是罪人。我们大家[文]都是罪人。’(同上[章],532、541页[来])”

  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自]府因为没有找到尼古[刀]拉二世有什么“叛国[笔]”的罪证便宣布其“[吏]无罪”,这显然是很[小]轻率的,也是不合逻[白]辑的。没有“叛国”[文]并不等于“无罪”,[章]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来],把二者等同起来从[自]逻辑上来说,是犯了[刀]违背同一律的错误;[笔]而从政治上来说,宣[吏]布尼古拉二世无罪这[小]件事又暴露了临时政[白]府和沙皇之间的暧昧[文]关系,暴露了资产阶[章]级革命的极端不彻底[来]性。现在有些人蓄意[自]抜高二月革命和临时[刀]政府,而竭力贬低十[笔]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吏],但是有材料说,二[小]月革命后产生的临时[白]政府是杜马委员会和[文]彼得格勒苏维埃经过[章]讨价还价达成的,在[来]1917年3月2日[自]宣布成立临时政府的[刀]会议上,“当人群中[笔]有人质问临时政府发[吏]言人米留科夫王朝的[小]命运将会怎样时,他[白]宣布说说,‘将国家[文]推到毁灭的边缘的专[章]制君主将自愿退位或[来]被废黜,王权将移交[自]给译为摄政王,大公[刀]爵米哈伊尔·压力山[笔]德罗维奇。阿列克谢[吏]将是王位的继承人。[小]’但还没等米留科夫[白]讲完,他就被愤怒的[文]喊叫、长时间的呼喊[章]和‘共和国万岁!’[来]‘打倒王朝!’等口[自]号所打断。面对着这[刀]种攻击和呐喊,米留[笔]科夫向人们保证一切[吏]都还没有预先确定—[小]—政府采取哪种形式[白]最终将由立宪会议决[文]定。”后来在人民群[章]众的坚决斗争下,米[来]留科夫只好公开宣布[自],他的讲话只代表个[刀]人的意见。([美][笔]马克¦·斯坦伯格、[吏][俄] 弗拉基米尔·赫鲁斯[小]塔廖夫:《罗曼诺夫[白]王朝覆灭》,新华出[文]版社1999年版,[章]第25-26页)从[来]这里,我们可以清楚[自]地看到二月革命是何[刀]等的不彻底,而二月[笔]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吏]府对罗曼诺夫王朝的[小]态度是何等的暧昧;[白]同时也可以看到后来[文]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推[章]翻临时政府又是何等[来]的必要和重要!

  关于罗曼诺夫王朝,[自]我们知道,沙皇亚力[刀]山大三世于1894[笔]年10月20日在雅[吏]尔塔驾崩,按照沙皇[小]家天下的规矩,子承[白]父业,由其子尼古拉[文]··亚历山大罗维奇[章]·罗曼诺夫继承了王[来]位,史称尼古拉二世[自]。生于1868年6[刀]月18日,时年27[笔]岁的尼古拉二世,作[吏]为俄国历史上最后一[小]个沙皇,从1894[白]年即位直到1917[文]年退位,统治俄国的[章]时间比其父亚力山大[来]三世长得多,达23[自]年之久。全面评价这[刀]个末代沙皇显然不是[笔]本文的任务,但是,[吏]对于他是不是“无罪[小]”这个问题却是必须[白]弄清楚的问题。这里[文]只讲三件事:

  1、他举行加冕典礼[章]那天——1896年[来]5月18日发生的霍[自]登惨案。

  1896年5月18[刀]日,尼古拉二世在莫[笔]斯科举行隆重的加冕[吏]典礼,邀请了各国政[小]要和皇室成员前来参[白]加。按照过去的习惯[文],沙皇举行加冕典礼[章]都要向人民发放礼品[来],人们听说新沙皇的[自]礼品很丰厚,因此吸[刀]引了各地许多民众前[笔]来参加典礼,许多乞[吏]丐也闻讯也蜂拥而至[小],参加典礼的人有好[白]几十万,还有人说超[文]过百万。但是,实际[章]上分发的礼品却十分[来]简单:男性得到的是[自]印有双头鹰徽章的啤[刀]酒杯,而女性得到的[笔]则是印有相同图徽的[吏]手帕。由于广场有人[小]传出礼物很快即将发[白]完的谣言,因此引发[文]人群的恐慌和混乱,[章]加上广场的人数有几[来]十万甚至上百万之众[自],而广场又坑坑洼洼[刀],甚至还有许多战壕[笔]都没有填平,因此更[吏]容易出现跌倒和踩踏[小]的现象。据说霍登练[白]兵场的大规模踩踏所[文]造成的伤亡非常可观[章],有材料说,霍登广[来]场那天的死者多达 2000余人,而伤[自]者多达万余人,是一[刀]个地地道道的流血大[笔]惨案,史称“霍登惨[吏]案”。

  对于这件事,维特伯[小]爵的回忆显然有所不[白]同。由于他是亲历者[文],似乎更值得我们注[章]意。他写道:

  “通常,在加冕以后[来],举行盛大的人民游[自]乐会,由皇上赐给人[刀]民各种礼品,其中的[笔]大部分甚至是很独特[吏]的,那就是以皇帝陛[小]下的名义赐给人民的[白]食物。然后,这个莫[文]斯科城外的大广场上[章]为人民安排了各种各[来]样的娱乐活动,通常[自]皇上也来观看人民如[刀]何娱乐和受到怎样的[笔]款待。

  “这一天,所有的人[吏]都要到那个广场去,[小]皇上也将在中午前往[白]欣赏音乐演出,……[文]。接待人民的活动从[章]清早就已开始了。我[来]坐上马车正准备往那[自]里去的时候,突然得[刀]知,在将要举行人民[笔]游乐会的霍登广场,[吏]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小]惨祸:到场的群众人[白]山人海,大家相互挤[文]压,挤死压伤的达两[章]千人左右。

  “我前往霍登广场的[来]时候听到这个消息非[自]常难受,前来参加庆[刀]典其他人的人也很不[笔]好过。使我感到苦恼[吏]的首先是这样一个问[小]题:如何对待所有的[白]伤残者,如何处理所[文]有这些死者的尸体?[章]来不来得及把伤员送[来]到医院里去,来不来[自]得及把死尸运到别处[刀],以免其他前来的人[笔]看见,以免皇上、所[吏]有上千名的侍从看见[小]?后来我又想到另一[白]方面:皇上会不会由[文]于这一不幸事件而下[章]诏把这次愉快的盛会[来]变成追悼会,把欣赏[自]歌曲和音乐改为广场[刀]上为死者隆重祈祷的[笔]仪式?”

  “可是,当我到达广[吏]场时,已经看不到任[小]何异样,似乎没有发[白]生过任何奇灾大祸,[文]因为从早上起就把一[章]切全部收拾掉了,已[来]经看不到发生过灾祸[自]的明显的痕迹,凡是[刀]可能露出出事的痕迹[笔]的地方全都遮掩起来[吏]了,痕迹消灭掉了。[小]”(谢·尤·维特著[白]:《俄国末代沙皇尼[文]古拉二世——维特伯[章]爵的回忆》,新华出[来]版社1983年版,[自]第51-52页)

  问题在于,尼古拉二[刀]世本人究竟是怎样看[笔]待霍登惨案的?这位[吏]新沙皇没有取消这个[小]游乐会,更没有把这[白]个游乐会变成追悼会[文],一切都按照原计划[章]进行,亲王和皇帝陛[来]下都参加了游乐活动[自],好像没有发生任何[刀]灾祸似的。当晚,皇[笔]帝还参加了法国大使[吏]举办的豪华舞会。在[小]他看来,“这次惨祸[白]是个很大的不幸,但[文]不应当让不幸事件使[章]加冕庆典黯然失色;[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自]必过重视霍登惨案。[刀]”(同上,第57页[笔]

  发生了两千多人伤亡[吏]的霍登惨案,新沙皇[小]想的竟然是要人们“[白]不必过重视”,其行[文]为的暴戾和内心的残[章]忍已经到了何种程度[来],真是令人发指!毫[自]无疑问,这是这个末[刀]代沙皇对人民欠下的[笔]一笔大血债!

  2、1905年1月[吏]22日(俄历1月9[小]日)发生的“流血星[白]期天”。

  尼古拉二世统治的时[文]期,正是俄国由资本[章]主义转为帝国主义的[来]时期,国内的阶级矛[自]盾和国际上帝国主义[刀]国家之间的矛盾都变[笔]得愈来愈尖锐。18[吏]94-1895年爆[小]发了中日甲午战争,[白]中国战败,签订《马[文]关条约》,条约要将[章]中国的台湾、澎湖列[来]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自]日本,并且允许朝鲜[刀]独立。此事当然也关[笔]系到俄国和欧洲的利[吏]益。在俄国,在一次[小]由海军上将阿·亚历[白]山大罗维奇亲王主持[文]的会议上,前朝重臣[章]谢·尤·维特伯爵提[来]出,中日马关条约让[自]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一[刀]事对俄国十分不利,[笔]应该向日本提出最后[吏]通牒。亲王向尼古拉[小]二世禀报了这次会议[白]的情况,于是又由尼[文]古拉二世召开了御前[章]会议议决此事。会上[来],维特重申了自己的[自]意见,皇帝同意采纳[刀]他的意见,并责成新[笔]任外交大臣洛巴诺夫[吏]-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小]予以执行。洛巴诺夫[白]执行得很巧妙:立即[文]同德国和法国商妥,[章]使他们同意支持俄国[来]的要求;然后,俄国[自]毫不拖延地向日本提[刀]出了最后通牒。日本[笔]被迫接受,但提出要[吏]求:以大量赔款交换[小]辽东半岛。就这样,[白]以赔款代替领土割让[文]。(谢·尤·维特著[章]:《俄国末代沙皇尼[来]古拉二世——维特伯[自]爵的回忆》,新华出[刀]版社1983年版,[笔]第34-36页)沙[吏]皇俄国这样做当然不[小]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是[白]为了中国“领土的完[文]整性”,显然它是为[章]了俄国自身的利益—[来]—它想“把自己的势[自]力扩大到远东”(维[刀]特语,见所著《俄国[笔]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吏]》,新华出版社19[小]83年版,第34、[白]36页)。就在此时[文],新沙皇要举行加冕[章]典礼,为了盛大隆重[来],俄皇邀请了各国皇[自]室和政要参加,中国[刀]自然在受邀之列。清[笔]廷为了巴结俄国,派[吏]“中堂大人”李鸿章[小]亲自出马,而沙皇为[白]了表示重视,则派曾[文]经到过中国、认识李[章]鸿章并与他关系不错[来]的的乌赫托姆斯基公[自]爵到苏伊士运河的出[刀]口处远道相迎。李鸿[笔]章到达俄国的第一个[吏]城市是敖德萨,他在[小]那里受到了国家元首[白]般的高规格的的接待[文],因为尼古拉二世接[章]受了维特的建议,派[来]军仪队参加了隆重的[自]欢迎仪式。随后,李[刀]鸿章就乘专列先到首[笔]都到彼得堡,而不像[吏]一般贵宾那样直接到[小]举行加冕典礼的莫斯[白]科。这种破格的安排[文],一方面可以让沙皇[章]在彼得堡和李见面,[来]给足了李鸿章的面子[自],更重要的是为中俄[刀]两国在娥皇加冕典礼[笔]之前进行秘密谈判创[吏]造了条件。俄国参加[小]密探的是财政大臣维[白]特和外交大臣洛巴诺[文]夫,前者早在沙皇亚[章]历山大三世时期就已[来]负责西伯利亚大铁路[自]的修建事宜,而此时[刀]的俄国更想将这条铁[笔]路通过中国的东北修[吏]到符拉迪奥斯托克([小]海参威),此事还涉[白]及财政问题,非他参[文]加不可。在谈判中,[章]维特好话说尽,并且[来]答应给中国以300[自]万卢布的援助,结果[刀]取得了满洲铁路的修[笔]建权和使用该铁路运[吏]输兵员、军需品和粮[小]食的权利,此外,如[白]果中日之间发生战争[文],俄国还可以进出中[章]国的港口。这个密约[来],暴露了新沙皇侵略[自]中国的野心,而李鸿[刀]章只要面子,不要里[笔]子,实际上同意把中[吏]国的东北变成了俄国[小]的势力范围。

  这段时间还爆发了八[白]国联军之役,包括俄[文]国在内的八国趔趄联[章]合起来镇压中国的义[来]和团运动。在八个列[自]强之中,数俄国最为[刀]积极。俄国派出的军[笔]队占了八国联军的三[吏]分之一,其中相当一[小]部分就直接去了东北[白]。可以说,在沙皇尼[文]古拉二世的手上,也[章]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来]血,他不仅欠俄国人[自]民的血债,还欠者中[刀]国人民的血债!

  这以后,俄国沙皇于[笔]1904-1905[吏]年又与日本之间爆发[小]俄日战争,俄国在战[白]争中失败,旅顺港从[文]俄国人之手落入了日[章]本人之手。国内外的[来]矛盾引起了工人对沙[自]皇的极大的不满。1[刀]月9日(星期天)清[笔]晨,十多万手无寸铁[吏]的工人连同他们的妻[小]子儿女,在加邦牧师[白]的带领下带着请愿书[文],举着教堂的旗幡和[章]圣像,同时还举着沙[来]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自]亚历山德拉的画像,[刀]准备到冬宫去见“仁[笔]慈”的沙皇,向他呈[吏]交请愿书。但是,尼[小]古拉而是此时并不在[白]冬宫,而是在皇村的[文]行宫,于是人们又准[章]备到黄村去呈交请愿[来]书。实际上,沙皇尼[自]古拉二世并不仁慈,[刀]在从冬宫到皇村的道[笔]路上早已布置好了军[吏]队。当游行群众开始[小]进入冬宫广场时,这[白]些军队用他们事先准[文]备好的枪炮和利剑向[章]游行的群众发起了进[来]攻。结果有一百多名[自]妇女和儿童被枪杀,[刀]数百人受了伤。这些[笔]数字看来所根据的可[吏]能是官方发布的数字[小]。列宁在《死伤人数[白]》一文中说,“政府[文]通报说,有96人死[章]亡,330人受伤,[来]这显然是假的,谁也[自]不会相信。据最近报[刀]上的消息,1月13[笔]日记者们向内务大臣[吏]递交了一份由采访人[小]员编制的死伤者没名[白]单,死伤人数共达4[文]600人。的让这个[章]数字也不可能是完全[来]的,……。”(《列[自]宁全集》第9卷,人[刀]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笔],第206页)

  对于1月9日发生的[吏]流血事件,维特伯爵[小]在其回忆录里也有记[白]述。他说,“1月9[文]日以前几天获悉,工[章]人正在准备向皇帝上[来]书,他们准备提出各[自]式各样有关他们生活[刀]的请求和要求。”在[笔]这位大臣看来,“这[吏]些要求当然是极端片[小]面的,过分的,不无[白]某种革命的色彩,尽[文]管写法颇为得体。”[章](维特:《俄国末代[来]沙皇尼古拉二世》,[自]新华出版社1983[刀]年版,第273页)[笔]维特还说,要是他是[吏]政府首脑,他就会请[小]求皇上同真皮群众见[白]面,接受他们的请愿[文]书,同时也要建议皇[章]上授权政府首脑或副[来]将受过这份请愿书后[自]建议工人散去。但事[刀]实却不是如此。1月[笔]8日晚,部分大臣开[吏]会研究对策,因有人[小]怀疑维特会支持工人[白]而未能通知他参加。[文]会议决定,不允许工[章]人越过广场的边界进[来]入广场,如果个人不[自]立即往回走就要开枪[刀]。第二天(即1月9[笔]日)清早,他刚起床[吏],就“看到一大批工[小]人举着神幡、圣像和[白]旗帜沿着石岛大街走[文]去。他们中间有许多[章]妇女和儿童,……。[来]”他说,这支游行队[自]伍一过去。就看到他[刀]们向特罗伊茨基桥走[笔]去,而就在这时,他[吏]听到了一阵枪响,“[小]接着就枪声大作,不[白]到十分钟,一大群人[文]转身涌向石岛大街,[章]死伤甚众,遭难者既[来]有成人,也有儿童。[自]”(同上,第275[刀]页)

  工人们请愿提出的其[笔]实都是起码的经济要[吏]求,并没有提出什么[小]政治上的诉求,连沙[白]皇的大臣维特都认为[文]请愿书写得“颇为得[章]体”,但是,他们得[来]到的却是枪弹!而这[自]一切又都是事先谋划[刀]好了的!

  1月9日这一天在历[笔]史上被称为“流血星[吏]期日”或“血色星期[小]日”,不知《二十世[白]纪俄国史》对这一天[文]是怎样定位的?应该[章]说,这是二十世纪俄[来]国史上非常黑暗的一[自]天,正是在这一天,[刀]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笔]对人民又欠下了一笔[吏]大血债!

  3、末代沙皇积极投[小]入第一次世界大战造[白]成俄国巨大灾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文]国主义两大集团之间[章]发生的一场非正义战[来]争。早在1904年[自],法国即与英国达成[刀]“挚诚协议”。19[笔]07年,英俄协定签[吏]订,形成了英、法、[小]俄协约国帝国主义集[白]团,同德奥同盟国帝[文]国主义集团对峙。毫[章]无疑问,德国在战争[来]中起了很坏的作用。[自]实际上,俄国在这次[刀]战争中也表现非常积[笔]极,所起的作用也很[吏]坏。我们知道,19[小]14年6月28日,[白]奥地利皇储斐迪南在[文]萨拉热窝被刺。奥匈[章]帝国谴责塞尔维亚为[来]后台,并于1914[自]年7月28日对塞尔[刀]维亚宣战。

  7月30日俄国动员[笔],出兵援助塞尔维亚[吏]。8月1日,德国向[小]俄国宣战,接着在3[白]日,向法国宣战。8[文]月4日,德国入侵保[章]持中立的比利时;同[来]日,英国向德国宣战[自]。8月6日,奥匈帝[刀]国向俄国宣战。8月[笔]12日,英国向奥匈[吏]帝国宣战。世界历史[小]上空前规模的世界大[白]战由此开始。

  沙皇尼古拉二世如此[文]积极地参加第一次世[章]界大战,当然是有其[来]不可告人的图谋的:[自]它企图从奥斯曼帝国[刀]手里夺取黑海海峡、[笔]君士坦丁堡和土属亚[吏]美尼亚,从奥匈帝国[小]手里夺取加里西亚。[白]和一切帝国主义者常[文]常用和平的谎言来掩[章]盖自己的侵略阴谋和[来]发动战争的准备一样[自],尼古拉二世签署了[刀]战争的动员令,并在[笔]1915年解除了颇[吏]有才干的皇叔尼古拉[小]·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白]的职务,亲自担任俄[文]军最高总司令,把俄[章]国推进罪恶的帝国主[来]义战争之中。由于战[自]况不利,俄国在战场[刀]上损兵折将,伤亡严[笔]重,而且粮食困难,[吏]出现了大量的逃兵。[小]人民怨声载道,纷纷[白]表示不满。但是,沙[文]皇和后来的临时政府[章]还是要把这场战争继[来]续坚持下去。显然这[自]是不得人心的。第一[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一[笔]千多万人死亡,和两[吏]千多万人受伤,是世[小]界历史是空前的浩劫[白];而俄国的伤亡也达[文]到数百万人之巨。这[章]是末代沙皇对俄国人[来]民欠下的又一笔大血[自]债。

  当然,末代沙皇尼古[刀]拉二世所犯下的罪行[笔]还远不止这些。我们[吏]知道,尼古拉二世虽[小]然曾受过良好的教育[白],通晓德、英、法三[文]种外语,他喜欢体育[章],但是作为一个沙皇[来],他优柔寡断、庸弱[自]无能,维特说他神秘[刀]甚至阴险,这些缺点[笔]其实都是是致命的。[吏]他对皇后亚历山德拉[小]非常信任,让她干预[白]朝政,而亚历山德拉[文]又非常信赖一个没有[章]文化的巫医拉斯普京[来],据说这个拉斯普京[自]曾经“治好”(?)[刀]了皇太子的血友病,[笔]因此皇后在其他方面[吏]也都要听拉斯普京的[小]话。这样一来,俄罗[白]斯的大政方针几乎都[文]要受这个拉斯普京的[章]影响。显然,这是非[来]常荒唐的。

  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自]末代沙皇所代表的乃[刀]是日益衰朽没落的阶[笔]级,他的阶级立场决[吏]定了他不仅反对社会[小]主义,也反对资本主[白]义。作为一个民族主[文]义者,他只喜欢俄罗[章]斯传统和东正教,只[来]喜欢实行专制独裁。[自]他不愿意给人民以民[刀]主和自由,更不要说[笔]让布尔什维克实行社[吏]会主义了。他对革命[小]十分害怕。他曾两度[白]解散国家杜马,并且[文]逮捕了65个属于社[章]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来]代表,把他们流放到[自]西伯利亚。而他的大[刀]臣斯托雷平则加紧用[笔]流血手段来对付工农[吏]群众,成千成万的革[小]命群众惨遭讨伐队的[白]杀害。特别是布尔什[文]维克,更受到其残酷[章]的迫害。沙皇的暗探[来]拼命搜寻匿居芬兰的[自]列宁,使其不能再在[刀]那里存身,不得不冒[笔]着巨大的危险,再次[吏]亡命国外。他思想偏[小]狭,甚至连主张非暴[白]力的大文豪列夫·托[文]尔斯泰也被认为是离[章]经叛道,将其革出教[来]门。

  应该说,这样一个血[自]债累累的末代沙皇,[刀]这样一个旧政权、旧[笔]势力的总代表,当然[吏]不可能受到老百姓的[小]欢迎,而只能为他们[白]所痛恨,尼古拉二世[文]的被推翻,乃至他的[章]被枪杀,可以说是一[来]个必然的下场。

  当然,在讲到尼古拉[自]二世全家被杀害的命[刀]运时,我们不能不联[笔]系当时的形势。19[吏]18年7月中旬的形[小]势是怎样一个形势?[白]应该说,当时的形势[文]非常严峻。7月12[章]日,列宁在一篇文章[来]里讲到了“任何一个[自]马克思主义者和任何[刀]一个有觉悟的个人都[笔]不会怀疑的事实”:[吏]“富农仇视苏维埃政[小]权,仇视工人政权;[白]如果工人不立刻拿出[文]全部力量来防止富农[章]向苏维埃进攻,并在[来]富农尚未联合起来的[自]时候就把他们彻底打[刀]垮,他们一定会推翻[笔]这个政权。”(《列[吏]宁全集》第34卷,[小]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白]版,第490页)列[文]宁在他的这篇文章里[章]之所以要号召彼得堡[来]有觉悟的工人到乌拉[自]尔去,到伏尔加河流[刀]域去,到南方去,其[笔]原因也正在于此。仅[吏]仅隔了两天,即7月[小]15日,他又在全俄[白]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上发表讲话和政府声[章]明,说:“昨天,7[来]月14日,晚11时[自],德国外交代表里茨[刀]勒尔博士会晤了外交[笔]人民委员并把他刚接[吏]到的柏林发来的电报[小]内容通知外交人民委[白]员,电报里说,德国[文]政府责成里茨勒尔要[章]求俄国政府允许一营[来]武装的德国士兵前来[自]保护的歌喉大使馆,[刀]并且要求让这营士兵[笔]立即开到莫斯科。”[吏](同上,第492页[小])当然苏俄没有接受[白]这个无理要求。列宁[文]说,“我们不得不像[章]回答捷克斯洛伐克军[来]的叛乱和英国人在北[自]方的军事行动来回答[刀]这一举动,那就是:[笔]加紧动员,号召所有[吏]成年的工人和农民进[小]行武装抵抗,并且在[白]战时需要退却的情况[文]下破坏所有一切交通[章]、仓库、特别是食品[来],使这些东西不知落[自]到敌人的手里。”([刀]同上,第494页)[笔]连一切重要物资都不[吏]能“落到敌人的手里[小]”,更何况是极易成[白]为复辟的工具的末代[文]沙皇这具政治僵尸又[章]怎么能够落入敌人之[来]手呢,?何况那时叛[自]乱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刀]团正在乌拉尔地区,[笔]离尼古拉二世一家被[吏]软禁的地方叶卡捷琳[小]堡并不遥远,几乎可[白]以肯定地说,这样的[文]事态在当时是很容易[章]发生的。在这种国内[来]战争和国外武装干涉[自]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刀]我认为,从无产阶级[笔]的最高利益出发,无[吏]论是斯维尔德洛夫,[小]还是乌拉尔苏维埃主[白]席,如果对尼古拉二[文]世一家人采取将他们[章]采取灭绝的措施应该[来]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更不必说尼古拉二[刀]世本来就是一个劣迹[笔]斑斑、血债累累的有[吏]重大罪行之人了。

  事实也是这样。根据[小]美国学者马克·斯坦[白]伯格和俄国学者弗拉[文]基米尔·赫鲁斯塔廖[章]夫合著的《罗曼诺夫[来]王朝的覆灭》一书([自]由于该书两作者之一[刀]的赫鲁斯塔廖夫是一[笔]位档案工作者,该书[吏]辑录了尼古拉二世的[小]日记、书信和与他有[白]关的官方文件乃至报[文]纸的报道及社论等档[章]案材料),所提供的[来]第一手材料,乌拉尔[自]地区苏维埃曾于19[刀]18年8月17日给[笔]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吏]发了一份电报,电报[小]说,“敌人一逼近叶[白]卡捷琳堡,特别委员[文]会(契卡)发现白卫[章]军企图劫持沙皇及全[来]家的重大阴谋。文件[自]已在我们手里。尼古[刀]拉·罗曼诺夫于7月[笔]16日夜里根据[乌[吏]拉尔]地区苏维埃主[小]席的法令已经枪决。[白]他的家人已被转移到[文]一安全地点。监狱这[章]一情况,我们将法币[来]下列通告:[“]鉴[自]于反革命匪帮逐渐逼[刀]近乌拉尔的红色首都[笔],戴着王冠的刽子手[吏]有可能逃脱人民的审[小]判(已发现白卫军企[白]图劫走他和他的全家[文]的阴谋,以及揭露这[章]些机密的文件,将会[来]发表这些文件[乌拉[自]尔]地区苏维埃主席[刀]团为了实现革命的意[笔]愿,决定枪毙前沙皇[吏]尼古拉·罗曼诺夫。[小]这一盘忽而已在19[白]18年7月16日夜[文]里执行。为了确保全[章]体人员的安全,与太[来]主观压在一起的其余[自]家庭成员已撤离叶卡[刀]捷琳堡市。

  [乌拉尔]地区苏维[笔]埃主席团[”]此电[吏]报收到的时间是19[小]18年7月7鈤时。[白]过了19个小时,即[文]17日晚9点(21[章]点)乌拉尔地区苏维[来]埃主席别洛博罗多夫[自]又给人民委员会秘书[刀]尼古拉·戈尔布诺夫[笔]发一电报,称:“通[吏]知斯维尔德洛夫,全[小]家的命运与其家长相[白]同。官方的说法为全[文]家在撤退期间死亡。[章]”1918年7月1[来]8日,全俄苏维埃这[自]样执行委员会举行会[刀]议,确认乌拉尔地区[笔]苏维埃的决定是正确[吏]的。1918年7月[小]19日,《真理报》[白]就枪毙尼古拉罗曼诺[文]夫发表了社论和报道[章]。( [美]马克·斯坦伯[来]格、[俄]弗拉基米[自]尔·赫鲁斯塔廖夫:[刀]《罗曼诺夫王朝覆灭[笔]》,新华出版社19[吏]99年版,第348[小]-355页)

  从这些材料里,我们[白]看到,枪毙尼古拉·[文]亚历山大洛维奇·罗[章]曼诺夫及其家人是在[来]特定的历史状态——[自]战争状态和敌人准备[刀]劫持的状态下进行的[笔]。另据该书所载之档[吏]案材料,为防备出现[小]意外,但是还组织了[白]一个特别支队来专门[文]进行保卫。这在战争[章]已经逼近的情况下无[来]疑也是一个很大的负[自]担。因此对其采取极[刀]端的办法其实也是形[笔]势所迫,们有什么好[吏]指责的。同时还要看[小]到,枪毙尼古拉·亚[白]历山大洛维奇·罗曼[文]诺夫一事在当时已经[章]及时通过《真理报》[来]向全社会作了报道,[自]还发表了社论,而绝[刀]不像叶利钦后来所说[笔]的那样,是什么“多[吏]年以来,我们一直隐[小]瞒着这起令人毛骨悚[白]然的罪行”,试问,[文]在事情发生的第三天[章],真理报》就进行了[来]报道并且发表了社论[自],能说是隐瞒事实真[刀]相吗?显然,叶利钦[笔]是故意制造假信息,[吏]煽动人们对苏联共产[小]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不[白]满情绪,而李文和《[文]二十世纪俄国史》宣[章]传这个假信息同样是[来]别有用心的。

  针对李文和俄书对罗[自]曼诺夫皇族命运的责[刀]难,我们要问,为什[笔]么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吏]可以处决国王查理一[小]世、法国资产阶级革[白]命中可以绞死国王路[文]易十六,而十月革命[章]后在特定的情况下就[来]不能处决末代沙皇尼[自]古拉二世呢?

  如果要举一个与此事[刀]比较接近的例子,我[笔]们可以举1916年[吏]10月21日奥匈帝[小]国政府首脑卡·斯图[白]尔克伯爵被奥地利社[文]会民主党人弗·阿德[章]勒刺杀的例子。当时[来],阿德勒曾因此事被[自]判死刑,后改判长期[刀]监禁。第一次世界大[笔]战结束后,由于奥匈[吏]帝国是战败国,而斯[小]图尔克被认为负有战[白]争责任,阿德勒于1[文]918年11月被赦[章]免。与斯图尔克相比[来],尼古拉二世的罪恶[自]显然要大得多,刺杀[刀]斯图尔克的阿德勒能[笔]够被赦免,而处决尼[吏]古拉二世又有什么可[小]责难的呢?应该说,[白]尼古拉二世的最后下[文]场完全是他作恶多端[章]所致,是罪有应得,[来]是怪不得别人的。叶[自]利钦把此事说成是俄[刀]国“历史上最耻辱的[笔]一页”是毫无根据的[吏]

  当然,尼古拉二世的[小]子女和仆人应该说是[白]无辜的,采用满门抄[文]斩的做法是不应该的[章]。但是研究这些问题[来]也要考虑当时所处的[自]环境,而不能作孤立[刀]的研究。

  不管怎么说,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是必然的。不然的话,如果像某喜人那样肯定罗曼诺夫王朝和临时政府,如果像临时政府的米留科夫那样对待这个王朝,——让其皇叔当摄政王,让其太当王位继承人,让这个家家族继续在俄罗斯进行统治,那又将是什么样的局面呢?那就只能是历史的大倒退。世界上恐怕只有一小撮复辟狂会这样想,而一切革命的人民是绝不会答应的。

五、关于“红色恐怖”问题

  李文转述《二十世纪[笔]俄国史》一书的观点[吏]说,“杀害尼古拉二[小]世家族案仅仅是苏俄[白]全国范围内‘红色恐[文]怖的开始’。布尔什[章]维克通过政变手段夺[来]权,强行没收人民的[自]私有财产,因此‘红[刀]色恐怖是必然的现象[笔]’(同上,第544[吏]页)”

  这种说法显然有背于[小]事实。

  我们知道,历史唯物[白]主义认为,历史人民[文]群众创造的,而不是[章]个别人或少数英雄豪[来]杰创造的。马克思主[自]义的历史观是群众史[刀]观,而不是英雄史观[笔]。因此,那种认为依[吏]靠个人或少数人的密[小]谋、刺杀等恐怖手段[白]而无需发动群众进行[文]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就[章]能改变世界的观点是[来]完全错误的。就此而[自]论,马克思主义和恐[刀]怖主义是格格不入的[笔]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恐[吏]怖主义,反对吧可不[小]作为唯一的斗争手段[白],但是并不反对一切[文]恐怖行为。正像资产[章]阶级也曾使用过恐怖[来]手段进行阶级斗争一[自]样,无产阶级也可以[刀]在一定的情况下使用[笔]恐怖手段。实际上,[吏]有两种恐怖,一种是[小]反革命的恐怖或白色[白]恐怖,一种是革命的[文]恐怖或红色恐怖。对[章]于革命的恐怖或红色[来]恐怖不仅不应反对 ,而且应该理直气壮[自]地支持。在这方面,[刀]革命导师有不少论述[笔],值得我们很好地加[吏]以领会:

  ——恩格斯在187[小]2年写的《论权威》[白]一文中说:“获得胜[文]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章]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来]成果,就必须凭借它[自]一五七对反动派造成[刀]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笔]的统治。要是巴黎公[吏]社面对资产者没营运[小]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白],它能支持哪怕一天[文]吗?反过来说,难道[章]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来]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自]少了吗?”(《马克[刀]思恩格斯选集》第3[笔]卷,人民出版社19[吏]95年版,第227[小]页)

  ——列宁于1916[白]年11月4日《在瑞[文]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章]会的讲话》中说,“[来]弗里茨·阿德勒同志[自]杀死斯图尔克,这也[刀]许是采用恐怖主义作[笔]为一种策略,即不断[吏]组织与其在革命斗争[小]会务联系的政治谋杀[白],这也许只是从主张[文]保卫祖国的奥地利正[章]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来]机会主义的、非社会[自]主义的策略转到采取[刀]革命的群众斗争策略[笔]的过程中的一个个别[吏]的步骤。看来第二个[小]假设比较符合实际情[白]况,因此,意大利共[文]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章]的并已在10月20[来]日《前进报》上发表[自]的向弗里茨·阿德勒[刀]表示敬意的决议,应[笔]当得到充分的同情。[吏]无论如何我们深信,[小]俄国革命的经验和反[白]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文],我们党进行了20[章]多年的斗争,反对把[来]恐怖主义当做策略,[自]这是正确的。但是不[刀]应当忘记,对这个斗[笔]争是同反对机会主义[吏]的残酷斗争紧密地联[小]系在一起的。机会主[白]义总是反对被压迫阶[文]级对压迫者使用任何[章]暴力。我们则始终主[来]张在其中并且配合这[自]种斗争使用暴力。”[刀](《列宁全集》第2[笔]8卷,人民出版社中[吏]文第二版,第190[小]页)

  ——列宁于1917年12月22日写了一篇《普列汉诺夫论恐怖》,引述普氏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的话:“岁每一个民主原则都不应该孤立地、抽象地去看待,而应该把它同可以称为基本民主原则的那个原则联系起来看,这个原则就是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用革命者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胜利是最高达法律。因此,如果为了革命的胜利需要暂时限制某一个民主原则的作用,那么,不做这种限制就是犯罪。……”列宁根据普氏当年的观点指出,“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出版自由,而且可以剥夺他们的普选权。不好的议会应该力求在两周内将它‘解散’。革命的利益,工人阶级的利益——这就是最高的法律。当普列汉诺夫是社会主义者的时候,他是这样论述的。现在叫嚷‘布尔什维克恐怖’的绝大多数孟什维克,当时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就是这样论述的。”(《列宁全集》第33卷
——列宁于1918年8月20日写的《给美国工人的信》里进一步皮剥了资产阶级奴仆对无产阶级的攻击,论证了无产阶级实行革命恐怖的正当性。他说:“资产阶级奴仆们责难我们实行恐怖……英国资产者忘记了自己的1649年,法国人文集了自己的1793年。当资产阶级为了本身的利益对封建主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当工人和贫苦农民档案对资产阶级实现可不得时候,可不经常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当一个剥削者少数为了代替另一个剥削者少数实现可不的时候,看不见是正当的、合理的。当我们为了推翻一切剥削者少数,为了真正的大多数,为了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利益而,恐怖竟成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565-566页)

  ——列宁在1921[白]年4月21日写的《[文]论粮食税》一文中还[章]进一步谈到了恐怖和[来]阶级斗争激化的关系[自]以及只有两打街机的[刀]恐怖而没有中间道路[笔]的问题。他说,“让[吏]那些帮助白卫分子使[小]用恐怖手段的奴才们[白]去自吹自擂,说它们[文]否定任何恐怖手段吧[章]。而我们还说要说出[来]一个严酷儿不容置疑[自]的真理:在那些经历[刀]了1914-191[笔]8年帝国主义战争后[吏]的可千万计、旧的联[小]系中断、阶级斗争激[白]烈的国家里(世界各[文]国都是如此),和伪[章]君子及空谈家说的正[来]相反,没有恐怖手段[自]是绝对不行的。或者[刀]是美国时、英国式([笔]爱尔兰)、意大利式[吏](法西斯分子)、德[小]国式、匈牙利式以及[白]其他形式白卫分子的[文]、资产阶级的恐怖手[章]段,或者是红色的、[来]无产阶级的恐怖手段[自],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刀],没有也不可能有‘[笔]第三条道路’。”([吏]《列宁选集》第4卷[小],人民出版社199[白]5年版,第515页[文]

  一般来说,恐怖是剥[章]削阶级首先搞起来的[来]。不仅在历史上是这[自]样,资产阶级恐怖在[刀]先,无产阶级恐怖在[笔]后;就是在现实生活[吏]中,也差不多都是反[小]革命的白色恐在先,[白]而革命的红色恐怖在[文]后。比如前面讲到1[章]918年7月中旬,[来]是先有富农阶级要推[自]翻苏维埃政权和捷克[刀]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笔],而后有布尔什维克[吏]派派彼得堡工人到乌[小]拉尔等地去进行战斗[白]。正是在这样激烈的[文]阶级斗争的环境下,[章]才不得不用极端的方[来]式解决了尼古拉二世[自]一家的问题。这以后[刀]一些知识分子发生动[笔]摇,倒向捷克斯洛伐[吏]克军团一边,列宁又[小]在11月27日的一[白]个报告中提出,“既[文]然动摇到捷克斯洛伐[章]克军那边去了,我们[来]的口号就是要无情的[自]斗争,实行恐怖。”[刀](《列宁全集》第3[笔]5卷,人民出版社中[吏]文第二版,第213[小]页)在中国,情况也[白]大抵如此。1927[文]年蒋介石搞4·12[章]政变,叛变革命,杀[来]了无数共产党人,所[自]谓“宁可错杀一千,[刀]不可漏掉一个”,造[笔]成了空前的白色恐怖[吏]。这以后,他对苏区[小]实行烧杀抢的“三光[白]政策”,大搞白色恐[文]怖,达到惨绝人寰的[章]地步。除了对共产党[来],对许多非党的中华[自]民族优秀分子,像邓[刀]演达。闻一多、李公[笔]朴等特采用了暗杀的[吏]恐怖手段。在这种情[小]况下,共产党和革命[白]人民当然要进行反抗[文]和斗争。在中国,革[章]命的特点就是“武装[来]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自]革命”(斯大林语,[刀]见《斯大林选集》上[笔]册,人民出版社19[吏]79年版,第487[小]页)革命战争当然是[白]恐怖手段。除了革命[文]战争之外,也有用暗[章]杀的办法来对付国民[来]党党特务和共产党的[自]叛徒的,这些当然也[刀]是恐怖手段。从一定[笔]意义上说,恐怖乃是[吏]阶级斗争激化的必然[小]产物,它的存在也是[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文]的。

  李文和《二十世纪俄[章]国史》把红色恐怖说[来]成是“布尔什维克通[自]过政变手段夺权,强[刀]行没收人民的私有财[笔]产”引起的,这样说[吏]是完全错误的。

  诚然,共产党是要“[小]消灭私有制”的,这[白]一点在《共产党宣言[文]》和《资本论》里都[章]说得很清楚。道理很[来]简单,不消灭私有制[自]就不能解决生产的社[刀]会性和占有的私人资[笔]本主义性质这个资本[吏]主义的基本矛盾,就[小]不能实现消灭阶级这[白]个社会主义的目标。[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章]斯并没有一定坚持用[来]没收的办法来达到这[自]一目的。恩格斯在《[刀]法德农民问题》一书[笔]里曾说,“马克思曾[吏]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小]好多次!)他的意见[白]:假如我们能赎买这[文]整个匪帮,那对我们[章]是最便宜不过了。”[来](《马克思恩格斯选[自]集》第4卷,人民出[刀]版社1995年版,[笔]第503页)列宁也[吏]曾设想过实行“赎买[小]”的政策,他在19[白]21年4月21日写[文]的《论粮食税》中曾[章]说:“在我国,既没[来]有高度的文明,也没[自]有妥协的习惯,如果[刀]考虑以下这些具体条[笔]件,那就很清楚,我[吏]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小]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白],一方面对不文明的[文]资本家,对那些既不[章]肯接受任何‘国家资[来]本主义’,也不想实[自]行任何妥协,继续以[刀]投机和收买贫民等方[笔]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吏]的资本家,无情地加[小]以惩治;另一方面,[白]对文明的资本家,对[文]那些肯接受并能实施[章]‘国家资本主义’,[来]能精明干练地组织真[自]正以产品供应千百万[刀]人的大企业而对无产[笔]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吏]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小]赎买。”(《列宁选[白]集》第4卷,人民出[文]版社1995年版,[章]第497-498页[来])不过由于国际环境[自]和国内条件的限制,[刀]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形[笔]式在苏联并没有得到[吏]很大的发展。由于历[小]史条件的不同,这种[白]赎买的办法后来成了[文]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章]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来]的基本方法,并且取[自]得了极大的成功。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刀]在苏联,也谈不上什[笔]么“没收人民的私有[吏]财产”。人民一词在[小]不同国家,不同的发[白]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文]内涵。在苏联,在社[章]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来]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自]苦农民,对于他们根[刀]本就不存在什么“没[笔]收私有财产”的问题[吏]。至于地主、富农和[小]资本家,在苏联都是[白]革命的对象,并不属[文]于人民的范畴。李文[章]和《二十世纪俄国史[来]》的作者在概念的使[自]用上,显然也是错误[刀]的,不合逻辑的。

  李文还说,“12月[笔]20日成立‘全俄特[吏]别委员会(即有名的[小]‘契卡’),它是对[白]付‘反革命’、‘投[文]机倒把’和‘消极怠[章]工者’的。其领导人[来]是赫赫有名的捷尔任[自]斯基。”还说,“捷[刀]尔任斯基的塑像在莫[笔]斯科卢比扬卡广场矗[吏]立了许多年,199[小]1年苏联解体时,人[白]们将其掀倒,在旁边[文]写了一个大牌子:‘[章]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来]我吧!’”

  李文和俄书如此丑化“契卡”和它的领导人,其实,捷尔任斯基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中国都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甚至连李文和《俄国史》的作者也不得不承认捷尔任斯基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为什么“赫赫有名”?因为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业,因为他有非常高尚的品德和非常高超的智慧。在当年的苏联,只要提到捷尔任斯基的名字,敌人就会闻风丧胆。捷尔任斯基对敌人的狠是有名的,而他对人民的爱也是有名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以后的国内战争,苏联出现了不少孤儿和流浪儿童,捷尔任斯基在救助这些儿童并且对他们进行教育方面也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可惜的是,他早在1926年49岁时就英年早逝了。李文说到他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的塑像,但没有说这个塑像是什么时候建立的。这个塑像是1957年建立的。试想,1957年距离他逝世的1926年已经过去了31年,但是人民并没有因为年代久远而忘记他。这本身就反映了人民对他的热爱、崇拜和怀念之深。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那些民主派迫不及待地用吊车把塑像吊起来加以破坏,有人还嫌不够,又竖起一个牌子来丑化他。李文和《俄国史》作者对此津津乐道,其实非常无聊。问题是,破坏塑像也好,竖牌子丑化也好,都不能改变捷尔任斯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2002年,莫斯科市长雷日科夫就提出要在原址将塑像复位。2004年,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镇又建了一个他的青铜塑像。2008年9月,俄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俄副总检察长科别斯尼科夫珍重地提出一个议案,要重建捷尔任斯基的铜像,此议立刻得到大多数议员的鼓掌欢迎。最近上网,见到民调对捷尔任斯基评价也很高。看来,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恢复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照理说,李文和俄书的作者对这些情况也应该是知道的,为什么还要装聋作哑呢?

六、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问题

  李文说,“星期六义[自]务劳动”是“苏俄实[刀]行劳动军事化(?)[笔]和战时共产主义过程[吏]中的事。书中介绍说[小],列宁和托洛茨基1[白]918年就认为,真[文]正的社会主义在六个[章]月内便能到来,这段[来]时间里就要无情消灭[自]商品生产。他们同样[刀]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笔]命的胜利前景怀抱强[吏]烈的期待,认为至少[小]德国可以受俄国影响[白]很快取得革命成功。[文]

  李文借转述《二十世[章]纪饿国史》所谓列宁[来]和托洛茨基1918[自]年就认为“真正的社[刀]会主义在六个月内便[笔]能到来”一语,让人[吏]觉得列宁是一个说大[小]话吹牛皮的人,其目[白]的自然是为了丑化列[文]宁,降低列宁在广大[章]民众中的影响。但是[来],我们要问,列宁是[自]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刀]讲过这样的话?李文[笔]和《二十世纪俄国史[吏]》一样,没有交代出[小]处。应该说,这个说[白]法是经不起检验的。[文]

  我们看看列宁的著作[章],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来],列宁在1918年[自]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刀]的言论是非常慎重的[笔],这些话和所谓“社[吏]会主义在六个月内便[小]能到来”的说法不仅[白]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文]恰恰正好相反。这里[章]我们不妨略引几段,[来]看看列宁当时的真实[自]思想究竟是怎样的:[刀]

  ——1918年1月[笔],列宁在全俄工兵农[吏]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小]会上说,“没有一个[白]社会主义者会不承认[文]这样一个明显的真理[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来]义之间,有一个无产[自]阶级专政的漫长的、[刀]比较困难的时期;这[笔]个时期的形式,在很[吏]多方面将取决于占优[小]势的是小私有制还是[白]大私有制,是小农业[文]还是大农业。不言而[章]喻,爱斯兰这样一个[来]人人识字和全国都是[自]大农业的小国家向社[刀]会主义过渡,和俄国[笔]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吏]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小]主义过渡,情况不可[白]能是相同的。我们应[文]该顾及到这一点。([章]《列宁选集》第3换[来],人民出版社199[自]5年版,第16页)[刀]

  ——1918年5月[笔],列宁在《论“左派[吏]“幼稚病和小资产阶[小]级性》一文中写道,[白]”看来,还没有一个[文]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章]题的人否认这种经济[来]的过渡性质。看来,[自]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刀]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笔]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吏]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小]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白]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文]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章]社会主义制度。“([来]同上,第511-5[自]12页)

  当然,由于帝国主义[刀]国家对俄国实行武装[笔]干涉,白卫分子又发[吏]动了国内战争,19[小]18年夏天以后,进[白]入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文]期,而在布尔什维克[章]党内确实也曾产生过[来]“直接过渡”的思想[自]。然而,即使在这种[刀]情况下,列宁也没有[笔]把社会主义看得那么[吏]简单容易。我们看他[小]在1919年和19[白]20年时又是怎么说[文]的:

  ——1919年6月28日,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说,“‘消灭阶级’是什么意思呢?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个最终目的,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深入地思索过它的含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1920年10月2日,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说,“现在50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指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15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手建设这个社会。因而他们就应当知道,他们终身的全部任务就是建设这个社会。”(同上,第296页)

  从以上所摘引的列宁[章]的几段话里,我们可[来]以清楚地看到,列宁[自]总是把建设社会主义[刀]的困难设想得很多,[笔]总是认为建设社会主[吏]义是一个“困难的”[小]、“漫长的”、“长[白]期才能实现的”任务[文],他甚至很理性地谈[章]到像他这样年铃的人[来](当时列宁正好50[自]岁)是不能指望看到[刀]共产主义的,只有那[笔]时15岁左右的青少[吏]年才有可能生活在共[小]产主义社会,就是说[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文]至少要35年左右的[章]时间。列宁怎么会说[来]“ 真正的社会主义六个[自]月内便能到来”这样[刀]的话呢?不可能嘛![笔]李文和《二十世纪俄[吏]国史》制造这样的的[小]谎言,说明他们已经[白]心劳日拙、无计可施[文],已经堕落到靠说谎[章]来过日子的地步。应[来]该说,这不仅是学术[自]上的失败,而且是道[刀]义上的失败。

  李文和俄书还攻击列[笔]宁“对于世界无产阶[吏]级革命的胜利前景怀[小]抱强烈的期待,认为[白]至少德国可以受俄国[文]影响很快取得革命成[章]功。”

  本来,作为一个无产[来]阶级革命家,列宁同[自]时是一个伟大的国际[刀]主义者,因此对世界[笔]无产阶级革命抱有强[吏]烈的期待乃是天经地[小]义的事。有意思的是[白],李文和俄书特别提[文]到列宁希望德国革命[章]很快成功,这更是对[来]他们所鼓吹的“列宁[自]是德国的秘密代理人[刀]”一说给自己打了一[笔]个响亮的耳光!应该[吏]说,列宁对世界革命[小]包括德国革命虽然有[白]所期待,但是他的态[文]度却是非常冷静和理[章]智的。在讨论是否签[来]订布列斯特和约时,[自]布哈林反对签约,其[刀]希望就是寄托在世界[笔]革命包括德国革命的[吏]爆发上的,而列宁则[小]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白]在当时还是一种幻想[文]。问题是,俄国革命[章]也确实影响了世界革[来]命,当然时间要稍晚[自]一些。事实是,继十[刀]月革命之后,在19[笔]18年11月和19[吏]19年3月德国和匈[小]牙利无产阶级都在俄[白]国革命的巨大影响下[文]先后爆发了革命。无[章]产阶级的革命左派虽[来]然夺取了政权,但是[自]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刀]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笔]的卖身投靠,这两国[吏]的革命最后都失败了[小]。然而两国革命的最[白]后失败并不能否定俄[文]国十月革命曾经对他[章]们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来],更不能否定这两个[自]国家曾经发生过革命[刀]和和取得过政权。这[笔]都是起码的历史事实[吏],又怎么能够“颠覆[小]”得了呢?

  李文和俄书还说什么[白]“十月革命后俄国所[文]有5人以上的企业悉[章]被没收”,这也是完[来]全不符历史事实的。[自]前面已经提到,列宁[刀]也曾想向资本家实行[笔]赎买政策,十月革命[吏]后并没有马上就没收[小]资本家的工厂。只是[白]由于资本家用“怠工[文]”“关厂”等手段来[章]对抗苏维埃政权的监[来]督,对新政权采取了[自]完全敌视的态度,只[刀]是在这以后,苏俄党[笔]和政府才决定对于大[吏]型企业进行没收,而[小]时间并不是什么“十[白]月革命后”,而是距[文]十月革命已经8个月[章]之后的1918年6[来]月下旬了。1918[自]年6月,人民委员会[刀]先后发布了两个法令[笔]:一个是6月20日[吏]发布的《关于石油工[小]业的国有化》;一个[白]是6月28日发布的[文]《关于采矿、冶金。[章]金属加工、纺织、电[来]气、锯木、木器制造[自]、烟草、玻璃、陶瓷[刀]、皮革、水泥和其它[笔]工业部门的大型企业[吏]和铁路运输的国有化[小]》。在第一个法令中[白]规定“不属于本法令[文]予以没收的范围”;[章]而第二个法令所说的[来]“大企业”也有明确[自]的规定,差不多都是[刀]指“股份公司和合股[笔]社团”,而且还规定[吏]了固定资本的数量,[小]如冶金、纺织、电气[白]、锯木和木材加工企[文]业的固定资本要求不[章]少于100万卢布;[来]而烟草、玻璃和陶瓷[自]皮革、水泥蒸汽磨等[刀]企业的固定资本则不[笔]少于50万卢布。([吏]《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小]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白]编》第1卷,中国人[文]大出版社1983年[章]版,第96-104[来]页)至于不符合上述[自]法令规定的中小企业[刀],其没收的时间肯定[笔]还要晚许多。实际上[吏],即使对5人以上的[小]企业也不是李文和俄[白]书说的“所有5人以[文]上的企业”,而是有[章]附加条件的。当时规[来]定的是“5人以上并[自]拥有机械动力的企业[刀]和虽无机械动力但有[笔]工人10人以上”的[吏]企业为中小企业,李[小]文和俄书所说的情况[白]显然是不准确的。

  问题在于,用公有制[文]取代私有制,本来就[章]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来]之义,如果没有公有[自]制作为社会主义的经[刀]济基础,那还叫什么[笔]社会主义社会?当然[吏]方法是可以考虑“赎[小]买”的办法的。但是[白],如果资本家不愿意[文]接受和平的方法,还[章]要大搞破怀,那除了[来]没收是没有其他办法[自]的。后来高尔基有一[刀]句话说得好:“敌人[笔]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吏]。”(高尔基在19[小]30年写过一篇政论[白]文章,题目叫做《如[文]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章]灭他》)李文和俄书[来]反对这句话,但它是[自]真理,是反不了的。[刀]

  李文和俄书还大谈所[笔]谓“革命急性病”“[吏]导致了一系列错误”[小],说什么“多达15[白]00万-1600万[文]人被迫每天工作12[章]-16小时”,“仅[来]圣彼得堡一地,死亡[自]率高于出生率3-4[刀]倍。”但是,这些数[笔]字都没有出处。按我[吏]的了解,苏俄在十月[小]革命后的第四天,即[白]俄历10月29日,[文]人民委员会就发布了[章]一个《关于八小时工[来]作制》的法令,明确[自]规定“一昼夜不得超[刀]过8小时,一星期不[笔]得超过48小时,其[吏]中包括擦洗机器和清[小]理工作场所的时间。[白]”(《苏联共产党和[文]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章]议汇编》第1卷,中[来]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自]983年版,第10[刀]页)当然,这是法令[笔]规定的时间。实际情[吏]况又如何呢?我们知[小]道,俄国的资本家用[白]怠工、关厂卖企业的[文]办法来对抗苏维埃政[章]权的,当然是不会加[来]班加点,而国有化以[自]后,用李文和俄书的[刀]说法,是“生产凋敝[笔],‘只有印钞机’在[吏]工作”,又怎么会有[小]“每天工作12-1[白]6小时”的情况发生[文]?而且据说当时的死[章]亡率特别高,其原因[来]是因为饥饿和政治上[自]的原因,那么,在这[刀]种情况下,工人又怎[笔]么能够承受每天12[吏]-16小时的巨大工[小]作量?难道你们就不[白]感到这些说法是自相[文]矛盾的吗?事实是,[章]由于战争对于军事装[来]备和军衣的需要,同[自]时由于战争劳动力的[刀]供给的缺乏,国防委[笔]员会曾提出,在国防[吏]企业实行12小时工[小]作制。请注意,实行[白]12形式工作制的仅[文]仅是国防企业,说“[章]多达1500万-1[来]600万人被迫每天[自]工作12-16小时[刀]”显然是没有根据的[笔]。在这个问题上,值[吏]得一提的是,苏联早[小]在上世纪20年代中[白]期就开始实行7小时[文]工作制。联共(布)[章]中央执委会曾为此发[来]表过宣言,并且提出[自]过6小时工作制的奋[刀]斗目标。为此,19[笔]28年11月24日[吏]联共(布)中央全会[小]又作出《关于实行7[白]小时工作制的初步总[文]结和进一步实行7小[章]时工作制》的决议,[来](同上,第810页[自])事实一再证明,苏[刀]联党和政府对于工人[笔]阶级劳动条件和生活[吏]状况是非常关心的,[小]所谓“迫使每天工作[白]12-16小时”之[文]说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章]的。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来]饿死人的情况也是被[自]大大夸大了的。由于[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接[笔]着发生的的14国武[吏]装干涉与国内战争,[小]出现了粮食和燃料不[白]足的情况,当然有可[文]能会出现饿死人的现[章]象,但是其责任应归[来]于沙皇,归于帝国主[自]义国家和国内的富农[刀]和白卫分子,而不应[笔]归于新生的红色政权[吏]。相反,由于苏俄政[小]府实行了余粮征集制[白]和食品配给制,禁止[文]粮食买卖等政策,对[章]于解决粮食问题和减[来]少饿死人的现象来说[自]是有积极意义的。实[刀]际上,当时苏俄政府[笔]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吏]工作。比如在莫斯科[小]、彼得堡和其他工业[白]中心都建立了公共食[文]堂,数以百万计的个[章]人在食堂用膳。特别[来]是对于儿童,人民委[自]员会在1918年9[刀]月14日产专门作出[笔]决议,强调儿童饮食[吏]是首要的任务。人民[小]委员会在1919年[白]5月17日的法令里[文]规定,在大城市和工[章]业中心,16岁以下[来]的儿童不论是凭证还[自]是通过公共儿童食堂[刀]都实行免费用膳。全[笔]体儿童不问他们的父[吏]母属哪个阶级都一律[小]享受免费用膳待遇。[白]著名国务活动家和教[文]育家加里宁说,“虽[章]说我们大家缺钱,但[来]是我们靠国家抚养着[自]千百万儿童。“(转[刀]引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笔]研究所:《苏联社会[吏]主义经济史》,三联[小]书店1979年版,[白]501-502页)[文]在这里,正好显示了[章]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来]性。

  李文和俄书还把“星[自]期六义务劳动”和所[刀]谓“劳动军事化”、[笔]“要强迫所有工人吃[吏]苦受罪”联系在一起[小]大加反对。这个问题[白]是作者作为文章的小[文]标题列出的,当然很[章]重要,在这里,我们[来]也想比较详细地谈一[自]谈。

  把“星期六义务劳动[刀]”和所谓“强制劳动[笔]”联系在一起,说明[吏]这些所谓的历史学家[小]只是望文生义,对当[白]时真实的历史其实并[文]不了解。其实就是从[章]语义上来说,义务也[来]是一个多义词,它既[自]可表示“应尽的责任[刀]”,因而具有强制的[笔]意味,也可表示“不[吏]需要报酬”的意思,[小]那就与强制毫无关联[白]。而联系二十世纪的[文]俄国历史来看,“星[章]期六义务劳动”与所[来]谓强制劳动完全是两[自]回事。列宁在181[刀]9年6月28日写的[笔]《伟大的创举》一文[吏]里大量地摘录了当时[小]报纸上有关“星期六[白]义务劳动”的报道,[文]这些报道展示了当时[章]“星期六义务劳动”[来]的真实的历史:

  “星期六义务劳动”[自]的全称是“共产主义[刀]星期六义务劳动”,[笔]它不是党和国家实行[吏]的一种政策,而是莫[小]斯科-喀山铁路分局[白]的工人——共产党员[文]和同情分子在191[章]9年5月7日举行的[来]共产党员、同情分子[自]大会上自发地提出的[刀]一个倡议,倡议写道[笔]

  “鉴于国内外形势的[吏]严重,为了对阶级敌[小]人取得优势,共产党[白]员和同情分子应当更[文]加鞭策自己,从休息[章]时间内抽出一小时,[来]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日[自]延长一小时,将这些[刀]时间集中起来,在星[笔]期六进行一次6小时[吏]的体力劳动,以便立[小]即创造出实际的价值[白],我们认为,共产党[文]员为保卫革命果实,[章]不应吝惜自己的健康[来]和生命,所以这项工[自]作应该事物报酬的,[刀]提议在全分局内实实[笔]行共产主义星期六,[吏]一直干到完全战胜高[小]尔察克。”

  倡议书在大会一致通[白]过后,5月10日,[文]星期六,晚上6点钟[章],进行了第一次“共[来]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自]动”。用革命精神从[刀]事劳动收到了明显的[笔]效果。工作总值按正[吏]常工资计算为500[小]万卢布,按加班工资[白]计算还应增加50%[文] 。装车的劳动效率较[章]普通工人 搞 270%,其余工作[来]的旋律大概也是这样[自]。(转引自《列宁选[刀]集》第4卷,人民出[笔]版社1995年版,[吏]第2页,原文名《用[小]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白], 载于1919年5月[文]17日《真理报》)[章]

  列宁对此事非常重视[来],他称这是“后方工[自]人的英雄主义”,并[刀]说,“工人自己发起[笔]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吏]六义务劳动确实具有[小]极大的意义。显然,[白]这还只是开端,但这[文]是非常重要的开端。[章]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来]更困难、更重大、更[自]深刻、更有决定意义[刀]的变革的开端,因为[笔]这是战胜自己的保守[吏]、涣散、和小资产阶[小]级利己主义 ,战胜万恶的资本主[白]义遗留给工农的这些[文]习惯。当这种胜利获[章]得巩固时,那时。而[来]且只有那时,新的社[自]会纪律,社会主义的[刀]纪律才会建立起来;[笔]那时,而且只有那时[吏],而且只有那时,退[小]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白]能 ,共产主义才真正变[文]得不可战胜。”(《[章]列宁选集》第4卷,[来]人民出版社1995[自]年版,第1页)

  一年后,根据苏共莫斯科市委的倡议,苏联各报包括《真理报》、《消息报》、《贫苦农民报》、经济生活报》、《共产主义劳动报》和罗斯塔通讯社的编辑部和撰稿人还联合出版了一个《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报》特刊,列宁在该报发表了一篇《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再次谈到了“共产主义劳动”,并给这一劳动下了如下定义:“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享有取得某些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资源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不讲报酬条件的劳动,三者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按照必须为公共利益领导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身体的需要。”他还说,“大家都明白,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我们 的社会制度里,还远远不能广泛地、真正普遍地实行这种劳动。但是提出这个问题,由整个先进无产阶级(共产党和工会)和国家政权提出这个问题,就一件事在这条路上前进了一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星期六义务劳动就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劳动。本来,在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大大地提倡这种共产主义劳动才是,可惜的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列宁提出的这个问题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了,甚至连社会主义几个字也都不愿意提。对一些人来说,好像GDP就是一切,金钱就是一切,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早就被他们置之脑后,跑到九霄云外了。我们看到一些人虽然从物质上、金钱上来看可以说已经很富有了,但是从精神上来说,却贫乏得很。他们挥霍无度,甚至带着巨款跑到境外外去进行奢侈消费。他们锦衣玉食、挥金如土,自以为高人一等,但是由于脱离人民,脱离群众,没有精神,没有信念,们有理想,一点也谈上体面,反而让人鄙视。依靠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呢?又怎么能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我们要牢记革命导师的教导,加强学习,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理想重新请回来,这样,我们的党和国家,我们的人民,才会有生气、有活力,才会有希望、有未来。

七、农业集体化是“第二个农奴法”吗?

  李文说,“书中把2[刀]0-30年代之交苏[笔]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吏]‘第二个农奴法’,[小]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白]场对付农民的斗争。[文]

  《二十世纪俄国史》[章]把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来]称为“第二部农奴法[自]”很有些让人感到不[刀]伦不类,甚至让人感[笔]到莫名其妙。我们知[吏]道,所谓农业集体化[小],这是个体农业经过[白]改造转变为社会主义[文]集体农业的过程,是[章]生产关系方面的一个[来]变革;而农奴法,是[自]农奴主阶级为了维护[刀]自己的统治而制定的[笔]一种法律,属于上层[吏]建筑的范畴。怎么能[小]够在这两者之间加上[白]等号呢?再说,如果[文]把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章]称为“第二部农奴法[来]”,那么什么是“第[自]一部农奴法”呢?也[刀]许,那是指1861[笔]年沙皇提出要废除的[吏]那个农奴制吧,但是[小],社会主义要建立的[白]集体农业怎么和沙皇[文]废除的东西是一回事[章]呢?要说清楚这个问[来]题至少应该做一些论[自]证吧,但是没有,李[刀]文就是这样孤立地、[笔]没头没脑地给读者抛[吏]出了这样一句话!

  为了进行比较,最好[小]的办法是找一个沙皇[白]时代的农奴法,但是[文]一下子找不到这样的[章]书,查了几本《百科[来]词典》似乎也都语焉[自]不详,难以参考。后[刀]来想到《资本论》在[笔]“工作日”一章讲“[吏]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小]工厂主和领主”时里[白]曾提及1831年俄[文]国将军基谢廖夫颁布[章]并且在多瑙河各公国[来]推行的徭役劳动法。[自]马克思说,“按照这[刀]个称为‘组织规程’[笔]的徭役劳动法,瓦拉[吏]几亚的每个农民除了[小]缴纳详细规定的实物[白]贡赋之外,还必须为[文]所谓地主完成:⒈十[章]二个一般工作日;⒉[来]一个田间工作日;⒊[自]一个搬木材的工作日[刀]。一年共14日。不[笔]过由于制定该法令的[吏]人谙熟政治经济学,[小]所以规定的不是通常[白]意义的工作日,二十[文]四从某种平均日产品[章]所必需的工作日,而[来]这个平均日产品又规[自]定得非常狡猾,连塞[刀]克洛普在24小时之[笔]内也完成不了。因此[吏],‘组织章程’本省[小]以道地的俄罗斯式讽[白]刺的露骨语言解释说[文],12个工作日应该[章]理解为36个体力劳[来]动的产品,一个田间[自]工作日应理解为3日[刀],一个搬运木材的工[笔]作日也应理解为3日[吏]。此外还要加上所谓[小]Jobagie,就[白]是当地主在生产上有[文]特殊需要时所服的劳[章]役。每个村每年都要[来]按照人口的多寡出一[自]定人力为领主服这种[刀]徭役。每个瓦拉几亚[笔]的农民估计要担负1[吏]4日这种徭役劳动。[小]这样,已经规定的徭[白]役劳动每年就有56[文]个工作日。在瓦拉几[章]亚,由于气候不好,[来]每年只有210日可[自]以从事农活。其中有[刀]40日是星期天和节[笔]日,叛军还有日坏天[吏]气,加起来就去掉7[小]0日。剩下的只有1[白]40个工作日。徭役[文]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章]是 56/84或662[来]/3%,这表明剩余[自]价值率比英国农业工[刀]人或工厂工人领导的[笔]剩余价值率要小得多[吏]。”(《资本论》第[小]1卷,人民出版社1[白]975年版,第26[文]6页)

  在这里,马克思援引[章]俄国将军基谢廖夫在[来]瓦尔几亚颁布和实施[自]的徭役劳动法是为了[刀]说明领主的贪欲,同[笔]时也说明工厂主对于[吏]剩余劳动的贪欲较之[小]于封建领主是有过之[白]而无不及的。现在我[文]们引用这个徭役劳动[章]法则是为了和李文与[来]俄书说的所谓“第二[自]部农奴法”进行比较[刀],看看二者之间究竟[笔]有没有共同之处。

  要找反映集体农业的[吏]法规即李文和俄书所[小]谓的“第二部农奴法[白]”其实并不难,因为[文]苏联在1935年2[章]月17日曾经颁布过[来]一部《农业劳动组合[自]示范章程》,该章程[刀]由全苏集体农庄突击[笔]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吏]过,并经苏联人民委[小]员会和联共(布)中[白]央批准,无疑具有法[文]律效力。章程包括“[章]目的和任务”、“土[来]地”、“生产资料”[自]、“劳动组合及其管[刀]理委员会的活动”、[笔]“劳动组合的资金”[吏]、“劳动组织,劳动[小]报酬和劳动纪律”、[白]“劳动组合事务的管[文]理”八个部分,明确[章]规定了劳动组合的 社会主义性质,规定[来]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自]公有制,同时规定了[刀]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笔]以及有关管理事项。[吏]值得注意的是,章程[小]在规定基本生产资料[白]公有的同时还相当宽[文]松地规定了每个集体[章]农户可以获得生活说[来]必需的私人住房、宅[自]旁园地、私人牲畜、[刀]自养家畜家禽以及所[笔]需的建筑物及小农具[吏]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小]公有使每个集体农户[白]摆脱了受剥削的命运[文],而某些私人财产的[章]保有这丰年了他们的[来]生活。这有岂是过去[自]农奴所能享受的。特[刀]别是集体农庄庄员在[笔]政治上所获得的权利[吏],他们当中的先进代[小]表可以参加全苏集体[白]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文]会,可以通过“农业[章]劳动组合示范章程”[来],这样的事,过去的[自]农奴恐怕连想也不敢[刀]想。如果把这样一个[笔]示范章程和我们前面[吏]所介绍的被称为“组[小]织规程”的徭役劳动[白]法加以对照,它们之[文]间究竟有什么共同点[章]呢?没有,一点也没[来]有,可以说是毫无共[自]同之处。这个问题本[刀]来是很清楚的,因为[笔]前一个“组织规程”[吏]代表的是封建农奴主[小]的利益,反映的是封[白]建社会剥削阶级和被[文]剥削阶级的关系;而[章]后一个“示范章程”[来]代表的是社会主义劳[自]动者的利益,反映的[刀]是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笔]者之间平等的互助合[吏]作的关系,二者根本[小]不能同日而语!硬要[白]把后者说成是“第二[文]部农奴法”除了说明[章]自己已经丧失了判断[来]力以外又能说明什么[自]么?除了你们自己以[刀]外又有谁会相信呢?[笔]

  至于李文和俄书把苏[吏]联的农业集体化说成[小]“是苏共开展的一场[白]对付农民的斗争”,[文]也是十分错误的。

  农民是一个比较含糊[章]笼统的概念,虽然我[来]们可以把极不相同的[自]农村居民都称作农民[刀],但他们绝对不是同[笔]属一个阶级。对于农[吏]民,显然应该作阶级[小]分析。早在一百多年[白]前,即在1892年[文]法国社会党的马赛代[章]表大会上,曾经通过[来]一个土地纲领。这个[自]纲领起了积极的作用[刀],但也包含一些错误[笔]。为此,恩格斯写了[吏]《法德农民问题》对[小]其进行了批评。该土[白]地纲领在绪论的结束[文]语部分有一句话说:[章]“联合农村市场到一[来]起成分和在各种法律[自]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刀]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笔]齐去与共同敌人——[吏]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小]争。”对这种说法,[白]恩格斯提出了严厉的[文]批评,他说:“我坚[章]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来]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自]务除了吸收农村无产[刀]者和小农以外,还将[笔]中农和大农,或者甚[吏]至将大地产租佃者、[小]资本主义牧主以及其[白]他按资本主义生产方[文]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章],也都吸收到自己队[来]伍中来。就算封建主[自]义土地所有制对于他[刀]们大家都是共同的敌[笔]人吧,我们在某些问[吏]题上可以和他们一道[小]走,可以在一定时期[白]语文达到一定目的而[文]与他她们一起奋斗。[章]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来]任何社会阶级的个人[自],但是我们绝对不需[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笔]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吏]农民的利益的集团。[小]”(《马克思恩格斯[白]选集》第4卷,人民[文]出版社1995年版[章],第494页)在这[来]里恩格斯讲到了讲到[自]农村无产者,讲到了[刀]小农、中农、大农,[笔]还讲到了大地产租佃[吏]者;讲到了社会主义[小]工人政党对于他们的[白]不同态度。这是对农[文]民或农村居民进行阶[章]级分析的一个典范,[来]很值得我们学习和领[自]会。

  在恩格斯的上述论述[刀]里,所谓“农村无产[笔]者”就是指农村的雇[吏]佣工人,在中国,他[小]们也被称为“雇农”[白];而“大农”,就是[文]我们一般说的“富农[章]”,是指农村资产阶[来]级。李文说“富农乃[自]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刀]力”,不对,富农作[笔]为农村资产阶级,它[吏]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小]产关系的代表,而不[白]是什么“滋生资本主[文]义”的问题。至于中[章]农和小农,则与后来[来]列宁、毛泽东的理解[自]都有所不同。这可能[刀]与西欧根我国、中国[笔]的国情不同有关,也[吏]与概念的不同用词有[小]关。恩格斯把中农和[白]大农放在一道,认为[文]不应该将他们吸收到[章]自己的队伍中来。列[来]宁说,“要无情地对[自]这向富农开战!消灭[刀]他们!”但是对于中[笔]农则说,“工人阶级[吏]决不应该同农分道扬[小]镳。工人阶级不可能[白]同富农和好,然而可[文]以谋求并且正在谋求[章]同中农妥协。”(《[来]列宁全集》第35卷[自],人民出版社中文第[刀]二版,第37页)在[笔]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吏]革命的过程中,毛泽[小]东曾经写过一篇《怎[白]样分析农村阶级》,[文]把中国的农村阶级分[章]为地主、富农、中农[来]、贫农和工人五个阶[自]级(《毛泽东著作选[刀]读》乙种本,中国青[笔]年出版社1966年[吏]版,第22-24页[小]),其中的富农就是[白]恩格斯说说的“大农[文]”,工人就是恩格斯[章]所说的“农村无产者[来]”,但是毛泽东所说[自]的中农概念与恩格斯[刀]所说的中农概念是不[笔]一样的。而他所说的[吏]小农则比较广泛,实[小]际上包括了毛泽东说[白]的中农和贫农。他对[文]小农是这样说的:“[章]我们这里说的小农,[来]是指小块土地的受益[自]者和租佃者——尤其[刀]是所有者,这块土地[笔]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吏]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小]种的限度,也不小于[白]主义养活他的家口的[文]限度。因此,这个小[章]农像小手工业者一样[来],是一种工人,他和[自]现代维持在不同的地[刀]方就是他还占有自己[笔]的劳动资料;所以这[吏]是过去的生产方式的[小]一种残余。”(《马[白]克思恩格斯选集》第[文]4卷,人民出版社1[章]995年版,第48[来]7页)他还说,小农[自]“在不可挽回地走向[刀]灭亡。他们是未来的[笔]无产者。”(同上)[吏]我们通常说的农民,[小]其实就是指这种小农[白]。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团结和依靠的对象。[章]对于这样的农民,无[来]产阶级当然不存在李[自]文和俄书所说的“对[刀]付”的问题,更谈不[笔]上对他们“展开斗争[吏]”的问题,而是一个[小]教育、帮助和引导的[白]问题。恩格斯说得好[文],“当我们掌握了国[章]家政权的时候,我们[来]绝不会考虑用暴力去[自]剥夺小农(不论有无[刀]报偿,都是一样),[笔]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吏]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小]样。我们对于小农的[白]任务,首先是把他们[文]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来]和占有,不是采用暴[自]力,而是通过示范和[刀]为此提供社会帮助。[笔]当然,到那时候,我[吏]们就有足够的手段,[小]向小农许诺,他们将[白]得到他们在现在就必[文]须让他们明了的好处[章]。”(同上,第49[来]8-499页)很清[自]楚,社会主义国家所[刀]给予小农的是“帮助[笔]”和“好处”,而引[吏]导他们走社会主义合[小]作化的道路的避免他[白]们贫困和破产的最根[文]本方法。这个道理,[章]甚至连一些资本主义[来]国家的(比如丹麦的[自])社会民主党人都懂[刀]得,他们还进行了试[笔]验,为什么我们社会[吏]主义国家竟有这样一[小]些人至今还不懂这个[白]道理?!

  当然,在社会主义时[文]期,毛泽东对于中农[章]进行了重新划分,区[来]分了上中农(又称富[自]裕中农)和下中农,[刀]并且切成称把下中农[笔]和贫农连在一起成为[吏]“贫下中农”。这是[小]因为富裕中农和贫下[白]中农对于社会主义的[文]态度是不同的。(见[章]《毛泽东选集》第5[来]卷,人民出版社19[自]77年版,第172[刀]页)这样,毛泽东对[笔]农村的阶级划分就和[吏]恩格斯的划分比较接[小]近了。

  在苏联,对于富农的[白]态度是比较严厉的,[文]这不仅是因为富农是[章]农村资产阶级,而“[来]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自]剥削雇佣劳动的。”[刀](恩格斯语,见《马[笔]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吏]4卷,人们出版社1[小]995年版,第49[白]3页)更重要的是,[文]大量事实说明,富农[章]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来]一个最主要、最凶恶[自]的敌人。列宁说,“[刀]富农是最残忍 、最粗暴、最野蛮的[笔]剥削者,在其他国家[吏]的历史上,他们屡次[小]回复过地主、皇帝、[白]神父、资本家的政权[文]。富农的人数比地主[章]资本家多。”(《列[来]宁全集》第35卷,[自]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刀]版,第36页)据他[笔]分析,“假定在我们[吏]俄国,俺以前的情况[小]即按强盗们夺去乌克[白]兰等地以前的情况来[文]说,约有1500万[章]农户,作者1500[来]万农户中,大概有1[自]000万户是贫苦农[刀]民,他们或者靠出卖[笔]劳动力过活,或者受[吏]财主盘剥,或者没有[小]余粮,被战争的重担[白]弄得穷苦不堪。中农[文]应当说大约有300[章]万户,富农、财主、[来]粮食投机者,恐怕不[自]超过200万户。这[刀]些吸血鬼在战争期间[笔]靠人民受穷发了财,[吏]他们通过抬高粮食和[小]其他各种食物的价格[白]积累了几万、几十万[文]的货币。”(同上)[章]他还说,“富裕农民[来]、富农、旧的管理人[自]员,凡不愿替工人办[刀]事的,都是敌人。不[笔]要抱任何幻想。要想[吏]取得胜利,就要进行[小]艰巨的斗争,就要有[白]铁的军事纪律。谁不[文]懂得这一点,谁就丝[章]毫不懂得保持工人政[来]权的条件,就会以自[自]己的想象给这个工农[刀]政权带来很大的损害[笔]。”(《列宁选集》[吏]第4卷,人民出版社[小]1995年版,第1[白]09页)在这方面,[文]斯大林也说,“富农[章]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来],我们和他们之间没[自]有而且不可能有和平[刀]。我们队富农的政策[笔]就是把他们作为一个[吏]阶级来消灭的政策。[小]”(《斯大林选集》[白]下卷,人民出版社1[文]979年版,第26[章]2页) 显然,通过农业集体[来]化在经济上消灭富农[自],这对于苏维埃政权[刀]来说是毫无疑义的,[笔]舍此绝无他途。

  当然,这也不是说苏联在集体化的过程中没有缺点和错误。斯大林于1930年3月2日在《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一方面肯定了集体农庄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在集体农庄运动中存在违背自愿原则进行强迫命令的现象,有追求过高的公有化程度,想取消宅旁园地、自留牲畜和家禽,用建立农业公社以取代集体农庄的现象。这些都受到了斯大林文章的严厉批评。斯大林还在一个月后即1930年4月3日的《真理报》发表了另一篇题为《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的文章,就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运动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应该说,一些缺点和错误都在克服和纠正的过程中。李文和俄书抓住某些问题大做文章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至于自己奴法范章程

八、驳所谓“愚民政策”和对高尔基的污蔑

  李文说,“书中说,[吏]由于俄国的精英要么[小]被驱逐出境,要么被[白]杀戮,苏共便利用相[文]当大部分国民不谙国[章]是而实现愚民政策:[来]不许人民与国外亲友[自]联系,不许阅读国外[刀]报刊。广大驱逐完全[笔]与外部世界隔绝,根[吏]本不了解世界上发生[小]的事情。(同上,第[白]932-933页)[文]

  在李文和俄书看来,[章]所谓的“俄国的精英[来]”,就是那些对新生[自]的苏维埃政权持敌对[刀]态度的资产阶级知识[笔]分子。其实,这些所[吏]谓的精英,不懂马克[小]思主义,也不愿意学[白]习新的东西,不懂得[文]历史发展的方向,逆[章]时代潮流而动,而不[来]愿意与新政权合作,[自]其下场当然不妙。这[刀]不能怪别人,而只能[笔]怪他们自己。其实,[吏]新苏维埃政权对于资[小]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持[白]积极的欢迎态度的。[文]早在1918年3月[章],列宁就提出,“在[来]苏维埃政权解决新的[自]组织问题方面设法取[刀]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笔]的协助。可以通过付[吏]给我国的或从国外聘[小]请的各方面最优秀的[白]专家以高额了的报酬[文]的办法得到这种帮助[章]。”(《列宁全集第[来]34卷,人民出版社[自]中文第二版,第12[刀]9页》他设想,“假[笔]定我们为此不得不雇[吏]佣比方说2000个[小]各种不同知识领域的[白]大专家——其中有俄[文]国的专家,而过多的[章]是外国的专家,譬如[来]说美国的专家,假定[自]我们每年要付给他们[刀]5000万或1亿卢[笔]布,那么从国民经济[吏]的意义来看,从有陈[小]旧的生产方法过渡到[白]最新的、最完善的生[文]产方法来看,花这笔[章]钱是完全有理由的。[来]”(同上,第130[自]页)后来,人民委员[刀]会还在1919年1[笔]2月23日发布了一[吏]个《关于改善科学家[小]的生活状况》的法令[白],该法令说:“为了[文]保存社会主义建设所[章]必需的科学力量以提[来]高国民经济的生产效[自]率和振兴文化,为了[刀]最有效地保证工农国[笔]防事业的需要,人民[吏]委员会决定:

  “1、在解决上述任[小]务方面关系重大的工[白]业部门中,给最优秀[文]的专家特殊供应 。

  “2、必须免除这些[章]专家各种与他们的科[来]学工作没有关系的义[自]务(劳动义务、军事[刀]义务等等)。

  “3、为这些专家的[笔]科学工作创造住房条[吏]件,保证他们得到的[小]、为科学工作绝对必[白]须的方便。”(《苏[文]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章]解决问题决议汇编》[来]第1卷,人民大学出[自]版社1983年版,[刀]第167-168页[笔]

  一些专家响应了苏维[吏]埃政权的号召,积极[小]为新生的共和国奉献[白]自己的智慧和才华,[文]受到了政府和人民的[章]尊敬和欢迎。比如著[来]名的生理学家、诺贝[自]尔奖获得者伊万·比[刀]德罗维奇·巴甫洛夫[笔]院士、园艺学家伊万[吏]·米丘林院士都是其[小]中的突出代表。还有[白],像在科学管理方面[文]有所成就的奥·阿·[章]叶尔曼斯基也很受列[来]宁的器重。在列宁的[自]关心下,1918年[刀],苏维埃共和国出版[笔]了奥·阿·叶尔曼斯[吏]基写的《泰罗制》一[小]书;1922年又出[白]版了该书的改写本—[文]—《科学劳动组织和[章]泰罗制》。列宁对叶[来]尔曼斯基的这本书非[自]常重视,还在192[刀]2年专门为此书写了[笔]一篇题目为“白璧微[吏]瑕”的书评(生前未[小]发表),称赞此书是[白]“一本非常有用、非[文]常好的书”,认为它[章]“既叙述了泰罗制肯[来]定的一面,也叙述了[自]泰罗制的否定的一面[刀]”;并且认为“这本[笔]书完全可以作为各职[吏]业学校和一般第二级[小]学校(即中学——引[白]者)的必修课本,《[文]列宁全集》第43卷[章],人民出版社第二版[来],第209页)。其[自]实,这个叶儿曼斯基[刀]的政治态度并不好,[笔]历史上,他是孟什维[吏]克,当然他能够为苏[小]维埃服务,列宁就关[白]心他,帮助他,使他[文]能够很好地发挥自己[章]的专长。可见,不是[来]苏维埃政权排斥资产[自]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刀]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笔]子在对抗苏维埃政权[吏]。这个是非显然是应[小]该分清的。

  事实上,一些所谓的[白]精英并不是被驱逐的[文],而是他们自己出去[章]投奔资本主义世界的[来]。这些人由于对苏维[自]埃政权持否定和反抗[刀]的态度,其亲友当然[笔]不敢与之联系。这也[吏]并不是什么政府下令[小]不许,而是他们自己[白]怕被人怀疑与敌对势[文]力有联系。至于说什[章]么“愚民政策”,那[来]也是站在敌对立场上[自]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刀]的一种污蔑。问题在[笔]于,苏联是第一个社[吏]会主义国家,它处在[小]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白],帝国主义不禁用武[文]力,而且用各种方法[章]宣传他们的反动思想[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自]为什么就不能加以抵[刀]制呢?但是,对于外[笔]部世界的情况,共产[吏]党从来就不怕人民了[小]解,因为它是教育人[白]民的一个很好的教材[文]——反面教材。一个[章]突出的例子,是中国[来]从50年代起专门发[自]行一份介绍外国情况[刀]的《参考消息》,上[笔]面刊登各个外国通讯[吏]社发布的消息,有时[小]也转载报刊上发表的[白]文章。估计苏联可能[文]也有类似的内部刊物[章]吧。怎么能够说是搞[来]“愚民政策”呢?

  李文和俄书还说,“[自]对待知识分子,苏共[刀]实行的是“培植一批[笔]忠于党的人,通过他[吏]们‘贯彻’党的意图[小]。高尔基金是其中的[白]‘佼佼者’。”李文[文]还说,“高尔基被该[章]书作者认为是知识分[来]子堕落的典型。”

  这些说法都涉及到一[自]个人,一个非常著名[刀]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笔]家,就是阿列克赛·[吏]马克西莫夫·高尔基[小]

  高尔基的名字,对于[白]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文]陌生。早在解放前,[章]就有“鲁迅是中国的[来]高尔基”的说法。在[自]上世纪40年代,叶[刀]挺将军在狱中为郭沫[笔]若五十岁生日送的祝[吏]寿辞则是:“寿比萧[小]伯纳,功追高尔基。[白]”可见高尔基在人们[文]心目中具有多么崇高[章]的地位。可是现在却[来]有人把高尔基说成是[自]某个人“培植的”的[刀]亲信,并且是其中的[笔]“佼佼者”,甚至把[吏]他说成是“知识分子[小]堕落的典型”,我相[白]信,大部分人都不会[文]接受这种胡说八道。[章]实际上,只要对于高[来]尔基稍有了解,都不[自]会同意这种恶毒的污[刀]蔑。

  我们知道,高尔基生[笔]于1868年,他出[吏]身于社会的底层,而[小]且很小就失去了父母[白],是一个在苦难中操[文]作起来的杰出人物。[章]他比比列宁大两岁,[来]比斯大林大11岁。[自]高尔基认识列宁较早[刀],他第一次见到列宁[笔]是在1905年11[吏]月的彼得堡举行的饿[小]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白]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文],而真正认识列宁则[章]是1907年在伦敦[来]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自]上。他在《弗·伊·[刀]列宁》一文里曾经记[笔]述了几个工人对列宁[吏]的议论,实际上也是[小]他自己对列宁的最初[白]的印象。卢森堡在这[文]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一[章]个出色而又尖锐的演[来]说,而列宁除了发表[自]演说,还利用一切可[刀]以利用的时间消磨在[笔]工人中间,询问他们[吏]最细微的生活琐事。[小]后来,几个第一次见[白]到列宁的工人在海德[文]公园议论他在代表大[章]会上的行动。其中一[来]个工人说,“我不知[自]道,也许在这里,在[刀]欧洲,工人中间还有[笔]另外一个同样精明的[吏]人,——倍倍尔,或[小]者其他人。但是,要[白]说还有另外什么人能[文]使我一见就爱,就像[章]爱列宁一样,——我[来]却不相信!”另一个[自]工人笑着补充道:“[刀]他是我们的人!”有[笔]人反对说:“普列汉[吏]诺夫也是我们的人。[小]”我听到了一个中肯[白]的回答:“普列汉诺[文]夫是我们的师尊、我[章]们的老爷,而列宁是[来]我们的领袖和同志。[自]“一个青年小伙子幽[刀]默地说:“普列汉诺[笔]夫的礼服扎得太紧了[吏]。”(高尔基:《弗[小]·伊·列宁》,载《[白]回忆列宁》第2卷,[文]人民出版社1982[章]年版,第296-2[来]97页)这就是说,[自]早在1907年,高[刀]尔基就已经认识到列[笔]宁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吏]。这和所谓“培植”[小]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白]然,高尔基的这篇文[文]章写得比较晚,是列[章]宁逝世后追忆写成的[来]。而在这之前,还有[自]一件事值得一提:1[刀]916年9月,列宁[笔]曾把他的《帝国主义[吏]发展的最高阶段》手[小]稿通过米·尼·波克[白]罗夫斯基请高尔基交[文]给帆船出版社排版,[章]高尔基读了这个手稿[来],并在在9月29日[自]给米·尼·波克罗夫[刀]斯基写了一封信,信[笔]中说,“的确,伊林[吏]斯基(即列宁——引[小]者)的小册子确实非[白]常好,因此我完全同[文]意您的看法,有必要[章]完整地出版这本小册[来]子。”信中还说,“[自]伊林斯基三个多么有[刀]才干的人,他是多么[笔]聪明啊!这么卓越的[吏]人在这儿,在家里是[小]多么需要啊!”(转[白]引自《列宁年谱》第[文]3卷,三联书店出版[章]社1984年版,第[来]743页)在这里也[自]可以清楚地看到,高[刀]尔基对列宁的敬佩之[笔]情,完全是出自其内[吏]心,与所谓“培植”[小]之类的说法毫无共同[白]之处。

  关于与斯大林的关系[文],高尔基与他认识的[章]时间要晚得多,关系[来]也没有那么密切。当[自]斯大林成为总书记时[刀],高尔基已经在19[笔]21年因为肺病经列[吏]宁的一再劝说侨居意[小]大利。当然,高尔基[白]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文],他关心着国内的变[章]化,并积极地为之写[来]作。直到1928年[自]才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刀]祖国。由于高尔基是[笔]一个享誉世界的伟大[吏]作家,他的回国受到[小]了人们极其热烈而又[白]隆重的欢迎。回国后[文]他即到全国各地参观[章]游览,看到祖国的巨[来]大变化,当然这也使[自]他十分佩服斯大林这[刀]样一位后继的领导人[笔]。他尊敬斯大林、爱[吏]戴斯大林,这同样是[小]发自于他的内心,而[白]和李文和俄书所谓的[文]“培植”也毫不相干[章]

  至于说高尔基是知识[来]分子堕落的典型,那[自]更是毫无根据的污蔑[刀]。应该说,高尔基是[笔]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吏],在这方面可以说他[小]是一个很好的的典型[白]。这一点,从他与列[文]宁的论战就可以清楚[章]地看出来。十月革命[来]胜利了,高尔基虽然[自]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刀]教育,但是他的马克[笔]思主义理论水平当然[吏]不能和列宁相比。列[小]宁对于他的动摇坚持[白]多次提出批评他在十[文]月革命前后又一次发[章]生动摇,他和一些知[来]识界人士一样,对一[自]十月革命不赞成,有[刀]异议,还在《新生活[笔]报》上办了一个《不[吏]合时宜的思想》,公[小]开与列宁唱起了对台[白]戏,一些话也说得相[文]当刻薄难听。如他在[章]一篇文章里说,“‘[来]人民委员政府’的法[自]令只是只是报纸上的[刀]小品文,仅此而已。[笔]这些法令是用文字在[吏]水面上书写的很不可[小]靠的文字,虽然其中[白]也有些有价值的思想[文],然而当今的现实却[章]没有实现的条件。“[来]《高尔基集·不合时[自]宜的思想》,上海远[刀]东出版社2004年[笔]版,第303页)在[吏]这里,我们一方面可[小]以看到他在马克思主[白]义理论方面还是不成[文]熟的,对事物的观察[章]也是表面的,不深刻[来]的;而同时也可以看[自]到,他的为人是正直[刀]的,真诚的。试想,[笔]当时列宁已经是公认[吏]的领袖,拥有巨大的[小]权力,但是,他,高[白]尔基,并没有闭起自[文]己的嘴巴而沉默不语[章]。这正向像《共产党[来]宣言》里所说的:“[自]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刀]自己的观点和意图”[笔](《马克思恩格斯选[吏]集》第1卷,人民出[小]版社1995年版,[白]第307页)如果高[文]尔基不是一个真正的[章]共产主义者,不是一[来]个正直勇敢之士,他[自]会这样说吗?192[刀]8年回国后,他一面[笔]为苏联所取得的伟大[吏]成就而欢欣鼓舞,并[小]且积极用自己的一支[白]笔为它大唱赞歌,同[文]时也对一些事,特别[章]是当时与反对派的斗[来]争,存有不同的看法[自]。他又在肯定成绩的[刀]同时对于他所认为的[笔]存在的问题积极地向[吏]斯大林写信反映。这[小]又再次说明了他为人[白]的光明磊落和刚正不[文]阿。不过,这一次,[章]高尔基在政治上比过[来]去成熟多了,他没有[自]采取十月革命前后那[刀]种唱对台戏的公开争[笔]论的形式,而是在1[吏]929年11月27[小]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白]信。此信既表现他对[文]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章]心,也反映他对一些[来]问题的看法还存在一[自]定的片面性。斯大林[刀]在接信后第第50天[笔]即1930年1月1[吏]7日给他写了一封回[小]信。斯大林在信的开[白]头一再表示了他的歉[文]意,说:“非常抱歉[章],信回迟了(太迟了[来])我忙得不成样子。[自]此外,还生过一点病[刀]。这当然不能成为理[笔]由,但也能说明一点[吏]问题。”这反映了四[小]大轮对高尔基的尊重[白]。至于对于高尔基的[文]新,应该说是有肯定[章],也有某种保留。斯[来]大林充分肯定了高尔[自]基关于要有自我批评[刀]的观点,认为“在这[笔]点上你是完全正确的[吏]。”并说,“你要求[小]用我们的成绩来平衡[白]我们的缺点(依我说[文],要使成绩来超过缺[章]点)。在这一点上你[来]当然也是正确的。”[自]但是,对于高尔基对[刀]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笔]状况的担心,则强调[吏]:“现在主要的是,[小]在青年中间起领导作[白]用的不是垂头丧气的[文]人,而是我们战斗的[章]共青团员——摧毁资[来]本主义的布尔什维克[自],建设社会主义的布[刀]尔什维克,解放一切[笔]被压迫者和被奴役者[吏]的布尔什维克人数众[小]多的新一代的核心。[白]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文]这也叫是我们胜利的[章]保证。”斯大林还肯[来]定了高尔基提出的“[自]创办《在国外》杂志[刀]和出版一些关于‘国[笔]内战争’的通俗文集[吏]”的建议;但是不赞[小]成他提出的“创办专[白]门杂志《论战争》”[文]的意见,认为“现在[章]没有出版这本杂志的[来]理由”,而对于“描[自]写战争的小说”也“[刀]必须严加选择之后再[笔]出版”。因为当时有[吏]一种把战争看成是“[小]惨祸”,而不能区分[白]战争的不同性质的思[文]想还有待于铲除。《[章]斯大林选集》下卷,[来]第235-236页[自])毫无疑问,斯大林[刀]的回信对高尔基也是[笔]大有教益的。在我看[吏]来,无论是夸大还是[小]抹杀高尔基与斯大林[白]之间的意见分歧都不[文]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章]

  有人借苏联解体后档[来]案解密之机,大肆宣[自]传斯大林与高尔基之[刀]间的“交易”,好像[笔]是斯大林收买了高尔[吏]基,而高尔基被收买[小]以后就死心塌地为斯[白]大林效劳了。俄罗斯[文]有一个名叫塔林斯基[章]的作家根据克格勃的[来]解密档案编了一本《[自]克格勃文学档案》,[刀]于1993年在巴黎[笔]出版。此书不仅在俄[吏]罗斯而且在全世界都[小]产生了极坏的影响。[白]有的人对于克格对高[文]尔基进行监视和建立[章]秘密档案表示不能理[来]解,还有人根据此书[自]说克格勃先后在19[刀]32年和1933给[笔]钱高尔基是对高尔基[吏]的收买,高尔基从此[小]堕落。其实这些都是[白]不难解释的。应该说[文],由于高尔基在十月[章]革命前后的表现不好[来],在《新生活报》上[自]反对十月革命,因此[刀]对他进行监视,甚至[笔]由“契卡”为其建立[吏]秘密档案都是很正常[小]的。事实上,《新生[白]活报》还在1918[文]年夏还遭到查封。这[章]完全是为了无产阶级[来]的最高利益而采取的[自]行动,是没有什么可[刀]以指责的。再说,那[笔]时列宁还在世,“契[吏]卡”的领导人还是捷[小]尔任斯基,也根本与[白]斯大林及雅戈达无关[文]。当然,后来列宁和[章]捷尔任斯基先后在 1924年和192[来]6年辞世斯大林将接[自]替了列宁,雅戈达接[刀]替了捷尔任斯基的工[笔]作。但是,对于高尔[吏]基来说,不管是谁在[小]领导苏联,他都是用[白]一颗赤诚的心来对待[文]它的。

  他在国外写的大量作[章]品证明,高尔基不是[来]敌人,不是间谍,而[自]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刀],是一位坚强的革命[笔]战士,是一位伟大的[吏]无产阶级文学家。1[小]927年,当十月革[白]命十周年时,他写了[文]一篇《十年》的文章[章],文章批评有些“考[来]察俄国现实生活的人[自]们叙述一些不十分恶[刀]意的轶事时,故意地[笔],由于无知,由于轻[吏]率,首先当然是由于[小]阶级心理,忘记提到[白]苏维埃政权正在艰难[文]而复杂的环境里,从[章]事恢复欧洲战争和国[来]内战争说破坏的经济[自]工作,在这种环境里[刀],新文化的创造过程[笔]也正在展开。至于‘[吏]武装干涉者’积极参[小]加对俄国的掠夺和破[白]坏的活动,他们却默[文]不作声。”(《高尔[章]基政论杂文集》,三[来]联书店1982年版[自],第248页)他的[刀]这些看法,较之于十[笔]月革命前后发表在《[吏]新生活报》“不合时[小]宜没的思想”专栏里[白]的那些文章显然已经[文]大不一样了。

  如果再看看他为了纪[章]念列宁而花了很多时[来]间和精力写就的那篇[自]《弗·伊·列宁》,[刀]那他在国外生活的那[笔]几年,思想的进步更[吏]是十分明显的。该文[小]讲到了农民,也讲到[白]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实际上深刻地剖析[章]了他们思想的劣根性[来]。文中有一段话是这[自]样说的:

  “有一件事情我想起[刀]来就感到厌恶:19[笔]19年在彼得堡举行[吏]‘贫农’代表大会([小]看来,这是指191[白]8年11余额在彼得[文]堡举行的北方区域贫[章]农委员会代表大会—[来]—《回忆列宁》编者[自]注),从俄国北方各[刀]省来了几千个农民,[笔]有几百个住在罗曼诺[吏]夫王朝的冬宫里。当[小]代表大会结束,这些[白]人走了以后才发现不[文]仅冬宫里所有的浴盆[章],就连大批珍贵的色[来]佛尔(法国出产瓷器[自]的地方——编者注)[刀]的 、萨克森(德国出产[笔]瓷器的地方——编者[吏]注)的和东方的花瓶[小]都被他们当作溺器用[白]了,弄得肮脏不堪。[文]他们这样作,并不是[章]由于需要,——公里[来]的厕所是完好的,水[自]管也是通畅的。不,[刀]这种流氓行为是毁损[笔]、糟蹋美好的东西的[吏]欲望的一种表现。在[小]两次革命和一次大战[白]时期,我几百次看到[文]过人们这种想要破坏[章]、丑化、嘲笑、诽谤[来]优美的东西的愚昧的[自]报复思想。

  “不应该认为,我强[刀]调‘贫农’的这种行[笔]为是 由于我对农民抱着怀[吏]疑态度,不,我知道[小],就连一些知识分子[白]集团,譬如呢些显然[文]以为俄国没有他们就[章]不会干出什么好事来[来]的侨民们,也有糟蹋[自]美好东西的病态的欲[刀]望。

  “污损特别美好的东[笔]西的这种恶劣的愿望[吏],与诽谤机器非凡的[小]人物的那种可憎的愿[白]望,具有同一根源。[文]一切非凡的东西都妨[章]碍人们按照 自己的心愿过活。人[来]们所渴望的——如果[自]他们渴望的话——完[刀]全不是根本改变他们[笔]自己的社会习惯,而[吏]仅仅是将其扩大而已[小]。大多数人主要的牢[白]骚和感叹是:

  “‘不要妨碍我满找[文]自己的习惯过活呀![章]

  “弗拉基米尔·列宁[来]就是妨碍妨碍人们过[自]他们习惯了的生活的[刀]人,这在他以前是谁[笔]也不能办到的。

  “世界资产阶级对他[吏]的憎恨表示得既露骨[小],又可恶,到处都鲜[白]明地闪耀着这种发青[文]的鼠疫症似的憎恨的[章]斑点。这种憎恨本身[来]是十分可恶的,但是[自]它向我们说明,在世[刀]界资产阶级心目中,[笔]弗拉基米尔·列宁—[吏]—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小]鼓舞者和领导者——[白]是多么伟大和可畏。[文]他的肉体已经不存在[章]了,可是他的声音在[来]地球上劳动人民听来[自]却更加响亮,更加充[刀]满胜利的信心,而且[笔]地球上已经没有一个[吏]角落听不到这个声音[小]在激动劳动人民的意[白]志,号召他们去进行[文]革命,创造新生活,[章]建立人类平等的世界[来]。列宁的学生们 ,他的力量的继承者[自]们,正日益自信地、[刀]坚强地、顺利地从事[笔]这个伟大的事业》”[吏](高尔基:弗··伊[小]·列宁),载《回忆[白]列宁》第2卷,人民[文]出版社1982年版[章],第 311-312页)[来]

  高尔基这段话说得是[自]何等深刻、何等的好[刀]啊!在这里,他不仅[笔]揭露了资产阶级知识[吏]分子的劣根性,不仅[小]讴歌了伟大的苏联和[白]伟大的列宁,而且还[文]附带地赞颂了“列宁[章]的学生们,他的力量[来]的继承者们”即斯大[自]林们!事实清楚地表[刀]明,高尔基在侨居国[笔]外的几年,思想不仅[吏]没有堕落,而且是大[小]大地向前进步了。这[白]是列宁的伟大事业不[文]断取得胜利的产物,[章]也是斯大林在列宁之[来]后领导伟大苏联在各[自]方面都取得伟大成绩[刀]的产物,当然,这也[笔]是高尔基不断学习、[吏]不断反思所取得的一[小]个重大的思想成果。[白]这些思想成果又哪里[文]是金钱能够收买得到[章]的?更何况这些思想[来]都产生于20年代,[自]怎么可以用30年代[刀]的事来说明20年代[笔]的行为呢?这说得通[吏]吗?其实,高尔基尔[小]基并不缺钱,更不会[白]为钱而出卖自己的灵[文]魂。高尔基人虽然在[章]国外,但是他不断为[来]国内的出版社和报刊[自]写书稿、写文章,他[刀]的书在国内外销路都[笔]很好,一些书一版再[吏]版,译成其它文字也[小]有版权收入,而苏联[白]当时实行高稿酬,他[文]的稿费收入应该是一[章]个很大的数字,怎么[来]会缺区区几千元呢?[自]其实,所谓给他钱只[刀]不过是从他未领取的[笔]稿费里支取一定部分[吏]罢了。

  李文和俄书对高尔基[小]写批判文章非常反感[白]。其实我想,文学艺[文]术也好,科学技术也[章]好,要能够健康地向[来]前发展都离不开学术[自]批评。斯大林是非常[刀]注意意识形态工作的[笔],他当然也非常重视[吏]学术批评。高尔基在[小]这方面写学术批评的[白]文章本来是很自然的[文],没有什么可以大惊[章]小怪的。应该说,在[来]斯大林时期,苏联在[自]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刀]也是有成绩的。比如[笔]在语言学领域,斯大[吏]林对以马尔为代表的[小]语言学派认为语言是[白]有阶级性的观点的批[文]评,在经济学领域,[章]斯大林对雅罗申科、[来]诺特竟等人错误观点[自]的批评,都是正确的[刀]。当然也有批评错了[笔]的情况。如在遗传学[吏]领域,片面地支持李[小]森科学派认为后天获[白]得性也可以遗传的观[文]点而否定摩尔根学派[章]有存在的权利就是一[来]个突出的例子。中国[自]在这方面吸取了苏联[刀]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笔]也很注意意识形态方[吏]面的工作,但是他提[小]出了百花齐放和百家[白]争鸣的方针,这样就[文]可以少犯斯大林那样[章]的错误。但这也绝不[来]是说要放弃学术批评[自]。就此而论,学术文[刀]化领域的领导人理应[笔]关心各自领域的动态[吏],在发现某些带有倾[小]向性的问题是时,就[白]应该及时组织学术批[文]评,甚至亲自动手写[章]文章。这应该是一件[来]值得提倡的事。当然[自]要防止主观臆断,还[刀]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笔],避免当年苏联那样[吏]的事在我国重演。

  李文和俄书还大反苏[小]联各个文学艺术团体[白]的运作模式,尤其反[文]对这些团体领导人要[章]经过党委审查这一做[来]法。其实文艺团体应[自]该接受党的领导这在[刀]社会主义国家乃是天[笔]经地义的事。在我国[吏],党的领导还被写进[小]了宪法。毫无疑问,[白]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文]艺术是要为社会主义[章]事业服务的,如果离[来]开了党的领导,其社[自]会主义的方向就不能[刀]得到保证。当然,这[笔]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吏]。事情还有另一面。[小]就是说,党委要确定[白]各文艺团体的领导人[文]必须走群众路线,要[章]广泛征求全自动意见[来],要把那些德才兼备[自]、情在广泛认可的人[刀]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笔]。如果不是这样,所[吏]确定的领导人就不可[小]能得到群众的拥护,[白]也不可能体现党的领[文]导作用。不过就苏联[章]当时情况来看,选高[来]尔基来当作协主席是[自]完全符合这两个条件[刀]的。如果连高尔基都[笔]不适合,还有谁适合[吏]呢?尤其可笑的是,[小]李文和俄书居然对高[白]尔基在第一次第一次[文]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里[章]用了“亲爱的斯大林[来]同志”大加嘲笑,似[自]乎这样称呼斯大林非[刀]常肉麻。殊不知这样[笔]的称呼是一个非常普[吏]通的称呼,不仅高尔[小]基这样称呼斯大林,[白]斯大林也是这样称呼[文]高尔基的。(见《斯[章]大林选集》下卷,人[来]民出版社1979年[自]版,第234页)如[刀]果李文和俄书作者读[笔]过《列宁全集》里的[吏]书信,就会知道列宁[小]在同志之间差不多也[白]都是这样称呼的。是[文]不是都不该用“亲爱[章]的”这个形容词呢?[来]不客气地说,这除了[自]暴露自己的浅薄之外[刀]又能说明什么呢?

  李文和俄书还大反高[笔]尔基的新现实主义,[吏]好像他们比高尔基还[小]要高明。这实在让人[白]感到可笑。我们知道[文],新现实主义是相对[章]于现实主义而言的。[来]应该说,现实主义在[自]历史上也是一种进步[刀]的创作方法。它是建[笔]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吏]的。它主张文学要反[小]映现实,为现实的斗[白]争服务。这当然是正[文]确的。问题是,受到[章]世界观的限制,文学[来]创作的旧的现实主义[自]者在他们那个时代虽[刀]然也能取得巨大的成[笔]就,但是他们缺乏马[吏]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小]不懂得社会发展的方[白]向,不能引导人们沿[文]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章]在今天已经落后于时[来]代了。高尔基提出了[自]新的现实主义或社会[刀]主义的现实主义,这[笔]是他的又一巨大功绩[吏]。高尔基在《论社会[小]主义的现实主义》一[白]文中说,“为了要好[文]好地说明和理解旧时[章]代有毒的、折磨人的[来]卑鄙事情,就必须发[自]挥自己现在所达到的[刀]成就的高峰,从未来[笔]的伟大目标的高峰来[吏]观察旧时代的能力。[小]这种高瞻远瞩应当而[白]且必然激发出那种自[文]豪而喜悦的热情,这[章]种热情会使我国文学[来]具有新的风格,会帮[自]助它创立新的形式,[刀]建立我们所必须的 方向——社会主义现[笔]实主义,这种社会主[吏]义现实主义当然只有[小]以社会主义所经历的[白]事实作基础才能建立[文]起来。”(高尔基:[章]《论文学》,人民文[来]学出版社1978年[自]版,第329页)在[刀]高尔基的带动下,苏[笔]联出现了一大批用社[吏]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小]作方法进行创作的作[白]家和艺术家,他们创[文]作了一大批能够教育[章]人、鼓舞人的的作品[来],塑造了一大批社会[自]主义的英雄人物。这[刀]些作品中的英雄不仅[笔]教育和鼓舞了一代又[吏]一代的苏联人,也教[小]育和鼓舞了一代又一[白]代的中国人。在这方[文]面,高尔基是功不可[章]没的。由于现在人们[来]不再提社会主义现实[自]主义,我们的文学艺[刀]术事业正在滑坡。多[笔]年来人们见不到像过[吏]去那样能够教育人、[小]鼓舞人的优秀作品问[白]世,青年人找不到可[文]以作为自己学习榜样[章]的英雄的文学形象,[来]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自]思吗?

  此外,李文还引用俄[刀]书里关于古拉格劳改[笔]营某个劳改犯被枪杀[吏]和和劳改犯参加修建[小]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白]“奴隶劳动”来“揭[文]露”高尔基的“堕落[章]”。

  在苏联,反革命利用妇女和儿童犯罪已不是个别现象。在斯大林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谈话里就讲到过这个情况,在罗曼·罗兰那个尘封了五十年后出版的《莫斯科日记》里就有这方面的记载。他写道,“听着妇女和儿童的骇人听闻的罪行,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在西方遗忘了那个事实:布尔什维克仍面临与残忍的、野蛮的、陈旧的俄罗斯的长期斗争。”(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显然,罗曼·罗兰表示了理解。对于类似的现象西方作家都能够不是李姐姐,而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高尔基就不能理解呢?他当然他更容易理解,这叫什么“堕落”?至于利用劳动对犯人进行改造,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这是苏联和中国改造犯人的重要手段。其实,劳动不仅创造了社会财富,而且还创造了人类本身。每一个人都必须从事劳动,而不应该把自己应该承担的一份劳动推给他人,这在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只有剥削阶级才认为劳动是下贱的事,才会把自己应该承担的劳动推给别人;结果,他们 成了多余的阶级,成了要消灭的对象。因此,高尔基歌颂劳改犯参加修建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劳动是很自然的事,而俄书和李文竟然将这种劳动说成是什么“奴役般的劳动”,正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苏联的“古拉格”,甚至连一些西方的政治人物和学界人士也是持肯定态度的。大名鼎鼎的英国社会活动家和戏剧家萧伯纳在参观古拉格后曾这样说,“在英国,犯有过时的人进监狱时是一个正常人,而出来时这成了罪犯;在苏联,踏进监狱时是一个罪犯,而出来时这除了正常人,只是要劝他处于十分困难罢了。据我所知,他们愿意在那里呆多久就可以呆多久。”而曾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的J·L·吉林博士则说,“显而易见,设立这样一种制度为的是改造罪犯并使他创新回到社会中去。”(转引自布热津斯基:《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人们要问:如果高尔基因为看定了苏联的劳动改造的制度就被说成的“堕落”,那么,这些细分的政界和学界名人如此肯定苏联的劳改制度,衙门是不是也是“堕落”了呢?

九、“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仅有希特勒,还有斯大林”吗?

  李文说,“作者引用[来]斯大林1939年8[自]月9日在苏共中央政[刀]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笔]

  ‘战争还是和平的问[吏]题,对于我来说已经[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白]我们同法英签订互助[文]条约,德国将将放弃[章]波兰而开始寻求接近[来]西方大国的办法。那[自]么战争可以避免。但[刀]是后来的事态发展对[笔]苏联会十分危险。如[吏]果我们接受德国建议[小],德国当然会进攻波[白]兰,英、法势必干涉[文]……那我们参战就对[章]我们有利了。

  ‘近二十年的经验证[来]明,在和平时期,欧[自]洲不可能强大到强大[刀]到足以夺权的共产主[笔]义运动,只有打一场[吏]大战,才能建立起一[小]个当的专政。我们要[白]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文]择什么,这是清楚的[章]。我们应该接受德国[来]的建议并且礼貌地把[自]英法代表团打发回去[刀] 。波兰的亡国将是我[笔]们得到的第一个大好[吏]处。’(《新世界》[小]﹝Новый мир﹞杂志,19[白]94年第12期,第[文]12期230-23[章]7页。《二十世纪俄[来]国史》第2卷,第9[自]页)”

  文章还说,“200[刀]9年8月20日这本[笔]书的主编祖波夫合作[吏]者之一的潘佐夫就此[小]接受电视台的采访。[白]祖波夫说,发动第二[文]次世界大战的人,不[章]仅是希特勒 ,还有斯大林。潘佐[来]夫再次引用了斯大林[自]的上述谈话。他说,[刀]结果已经清楚了,斯[笔]大林明知,任何一个[吏]国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小]出的损害波兰利益的[白]条件,也还是让伏罗[文]希洛夫一而再再而三[章]地提出这样的建议。[来]……潘佐夫说:“实[自]际上是斯大林需要战[刀]争。”

  李文和俄书的这个结[笔]论未免下得太匆忙了[吏]。列宁在《帝国主义[小]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白]段》一书的法文版和[文]德文版序言中说,“[章]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来]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自],证明战争战争的真[刀]实阶级性质的,自然[笔]不是战争的外交史,[吏]而是对所有的交战大[小]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白]况的分析。为了说明[文]这种客观情况,应当[章]利用的,不是一些例[来]子和个别材料(社会[自]生活极其复杂随时都[刀]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笔]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吏]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小]而必须是所有交战大[白]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文]活基础的总和。”([章]《列宁选集》第2卷[来],人民出版社199[自]5年版,第577-[刀]578页)世界上的[笔]事是复杂的,相互联[吏]系的,如果不能掌握[小]事物总和的材料,那[白]就难免流于片面性。[文]就事论事、就话论话[章],抓住斯大林讲的一[来]某句话而不联系一事[自]物与它事物的联系,[刀]不理解事物的背景和[笔]它前前因后果,就想[吏]从中得出结论,那就[小]难免不犯错误。在这[白]里,我想指出,在苏[文]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章]之前一年,德、意、[来]英、法曾于1938[自]年9月29日签订了[刀]一个“慕尼黑协定”[笔]。这个协定与后来的[吏]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当[小]然不是一回事,但是[白]二者之间也有很密切[文]的关系,是不能割裂[章]开来看的。我们知道[来],捷克境内有300[自]万日耳曼人,大多居[刀]住在苏台德区。19[笔]38年4月,苏台德[吏]日耳曼人党举行代表[小]大会,提出把苏台德[白]区从捷克分裂出去的[文]“自治”纲领。希特[章]勒以此为由,在德捷[来]边境集结兵力,以战[自]争相威胁。而此时的[刀]英、法政府决意把苏[笔]台德区“赠送”给希[吏]特勒,推动德国东进[小]反苏。英、法的纵容[白]使希特勒更加强硬。[文]德国预定9月16日[章]下动员令,10月1[来]日进军。英、法两国[自]经过紧急磋商,决定[刀]满足希特勒的要求,[笔]压捷克割让苏台德区[吏]给德国。在英法两国[小]的绥靖政策下,德国[白]又提出将捷境内其他[文]操德语的地区统统划[章]归德国,并对归并领[来]土实行军事占领,限[自]定10月1日以前解[刀]决问题。紧接着,希[笔]特勒宣布从9月28[吏]日起实行德军总动员[小],命令部队在9月3[白]0日以前作好战争准[文]备。英、法政府被希[章]特勒的战争叫嚣吓破[来]了胆。9月29日,[自]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半[刀]个月内第三次飞往德[笔]国,同达拉第、希特[吏]勒、墨索里尼一起,[小]在慕尼黑举行英、法[白]、德、意四国首脑会[文]议,当天签署了将苏[章]台德区割让给德国的[来]《慕尼黑协定》。迫[自]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刀]力,捷政府在德国限[笔]定的6小时内接受了[吏]《慕尼黑协定》。1[小]938年10月1日[白],德军开始占领捷克[文]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章]和其他住有日耳曼人[来]的地区。1939年[自]3月,斯洛伐克地区[刀]分裂主义者蒂索按照[笔]希特勒的旨意,宣布[吏]斯洛伐克“独立”,[小]要求德国“保护”。[白]3月15日,德军开[文]进布拉格,占领了整[章]个捷克斯洛伐克。

  英法两国统治集团以[来]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为[自]代价希图获得对自己[刀]的利益和安全的保障[笔],但是,希特勒想到[吏]的却是被英法两国根[小]据凡尔赛和约割去的[白]德国殖民地,德国和[文]英法之间的矛盾并没[章]有解决。他的下一个[来]目标就是波兰。在这[自]种情况下,它当然希[刀]望得到苏联的支持。[笔]于是他派了里宾特洛[吏]甫去苏联要缔结苏德[小]互不侵犯条约。在这[白]种情况下,斯大林当[文]然要考虑这一复杂的[章]国际关系。斯大林深[来]知,德国与英法之间[自]有矛盾,与苏联也有[刀]矛盾。苏联与德国曾[笔]在1918年3月签[吏]订布列斯特和约,按[小]照和约,德国可以从[白]苏联获得很大一片领[文]土,但是,第一次世[章]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来]利而告终,德国成了[自]战败国,它与苏联签[刀]订的布列斯特和约成[笔]了一纸空文。希特勒[吏]当然不会忘记这件事[小]。因此,德国与苏联[白]的利益矛盾也是明显[文]的,战争也是迟早的[章]问题。但是,此时的[来]苏联还未做好打仗的[自]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刀],当然需要有一个和[笔]平的可以喘息的时机[吏]。因此,德国要求签[小]订互不侵犯条约时,[白]苏联自然不会反对。[文]不过这样一来,在希[章]特勒侵占波兰时,它[来]就不好反对了。斯大[自]林从共产主义革命的[刀]长远利益考虑,签订[笔]条约是一件利大弊小[吏]的事。这就是斯大林[小]在1939年8月9[白]日讲话的精神所在。[文]后来的事实也是这样[章]。斯大林的讲话以及[来]根据这一讲话所签署[自]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刀]为苏联争得了将近两[笔]年的时间,而在战争[吏]结束时又为东欧一系[小]列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白]创造了条件。事实证[文]明,斯大林当时的选[章]择是正确的。

  当然,斯大林当时也可以作另外一种选择,即与英法结盟,反对德国侵占波兰。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然而斯大林不能不考虑英法所实行的绥靖主义政策,这个政策不仅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实际上是纵容德国把这股祸水引向东方,引向苏联。对于英法两国的这个民族利己主义考虑,斯大林当然是极为气愤的。问题还在于,在此之前,苏联曾与1939年 7月9日倡议在莫斯科举行苏英法三国军事谈判。本来苏联也是很真诚地对待这次三国军事谈判的,组成了以国防人民委员部长伏罗希洛夫为首的高级军事代表团,准备参加会议。而英法两国却明显缺乏诚意。英国军事代表团的团长拉克斯是一个退了役的海军上将,而且没有携带全权证书;法国军事代表团的团长杜芒克则是一个兵团司令。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英法代表团不坐飞机,而搭乘一艘行驶缓慢的客货轮,直到8月11日才驶抵莫斯科。8月12日,三国开始进行军事谈判,苏方提出,苏联鉴于和英法两国没有共同边界,应有权通过英法的盟国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领土,但是英法却让苏联奚 这两个国家直接提出,而波兰和罗马尼亚则拒绝苏军过境全的要求。8月15日,苏方提出,苏英法一旦发生共同抗击侵略时,苏军将在前线部署136个师的兵力,而英居然答称,他们只能派6个师的兵力。所有这些,英法两国根本就没有达成协议的诚意。结果,苏联代表团团长伏罗希洛夫在8月21日的会议上声明,对英法是否有诚意进行军事合作表示怀疑,谈判拖延和中断应由英法方面承担责任,宣布无限期休会。(见王振德:《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996年版,第157-158页)
德国知道上述情况后,希特勒的外长里宾特洛甫于8月23日抵达莫斯科,当即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举行会谈,并于当晚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关于此事,法国著名[来]政治家、曾任法国总[自]统的戴高乐在回忆录[刀]里有一个比较公允的[笔]说法:“人人都看得[吏]清楚,斯大林决定和[小]希特勒合作的问题,[白]是因为他相信法国将[文]按兵不动,于是德国[章]就可以伸出一只手来[来],苏联与其作为牺牲[自]品,倒不如和希特勒[刀]共享一个牺牲品。”[笔](戴高乐:《战争回[吏]忆录》第1卷,世界[小]知识出版社1981[白]年版,第25页)《[文]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章]史》一书在引用了戴[来]高乐此话后也说,“[自]揆诸情理,苏联政策[刀]无可厚非。”(《新[笔]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吏]》,社会科学文献出[小]版社2006年版,[白]第163 页)这些都是实事求[文]是的看法,当然,这[章]些看法还没有能够充[来]分表达斯大林高瞻远[自]瞩从世界革命的战略[刀]高度来观察到的全部[笔]深邃的思想。而李文[吏]和俄书竟然说什么“[小]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白]的,不仅有希特勒,[文]还有斯大林”,故意[章]将斯大林与希特勒与[来]相提并论,把斯大林[自]说成是二战的罪魁祸[刀]首,如此颠倒黑白、[笔]混淆是非,乃是对斯[吏]大林的恶毒的中伤![小]应该指出,斯大林在[白]二战反法西斯战争中[文]为全世界人民建立了[章]不朽的功勋,这是全[来]世界革命人民和所有[自]进步人类都有目共睹[刀]的,甚至一些资产阶[笔]级政治家也对斯大林[吏]推崇备至。在这方面[小],在二战期间任英国[白]首相的丘吉尔就是一[文]个典型的例子。丘吉[章]尔在他的回忆录里描[来]绘了斯大林在反法西[自]斯战争胜利结束前夕[刀]举行的即7月24日[笔]波茨坦会议上的情况[吏],他写道:

  “自然而然,所有的[小]与会者,不管是主要[白]的还是从属的,都把[文]目光集中于斯大林身[章]上……他在讲话的时[来]候似乎身边只有两个[自]人。没有丝毫的拘谨[刀],没有任何作秀,在[笔]对自己的思想的陈述[吏]中,没有任何的不顺[小]畅之处。他的每一个[白]词语,似乎都是专门[文]为了这次会议,为了[章]这一时刻而准备的。[来]”(转引自奥·尔·[自]勒热舍夫斯基编:《[刀]斯大林和丘吉尔》,[笔]东方出版社2006[吏]年版,第612页)[小]他还在战后即194[白]5年11月7日于下[文]院发表讲话说,“对[章]于这位真正伟大的人[来]物,自己祖国的父亲[自],在和平时期主宰国[刀]家的命运、战争时期[笔]战无不胜的祖国保卫[吏]者,除了最崇高的赞[小]扬之外,我没有别的[白]感觉。”(同上,第[文]615页)11月9[章]日,《真理报》刊登[来]了这份讲话。斯大林[自]并不领情。他在其《[刀]南方来信》(当时斯[笔]大林在高加索度假)[吏]中对“四人小组”([小]指莫洛托夫、贝利亚[白]、马林科夫、米高扬[文]四人)说:“我认为[章]公布丘吉尔对俄罗斯[来]合适的了的赞美之词[自]是错误的。这是丘吉[刀]尔所需要的是安抚自[笔]己的良心并且掩盖对[吏]苏联的敌视态度。”[小](同上,第615页[白])丘吉尔作为反希特[文]勒联盟的创始者,与[章]斯大林有很多次的接[来]触,他深知,苏联在[自]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刀]作出了最大的民族牺[笔]牲,是这场战争能够[吏]取得胜利的主要的决[小]定性的因素;而斯大[白]林作为苏联领导人所[文]起的作用更是无人可[章]以与之相比,他在战[来]后发表敌视苏联的言[自]论,说苏联是“铁幕[刀]“,其内心应该是不[笔]安的,所以他就要通[吏]过某些对斯大林和苏[小]联的称赞以求得内心[白]的平衡。在这个问题[文]上,斯大林这样说当[章]然是对的,但是,也[来]不能因此就认为丘吉[自]尔的称赞是言不由衷[刀]的,而应该说,他的[笔]称赞是有其事实根据[吏]的。

  至于《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摈弃“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用法,而使用“苏联——纳粹战争与俄罗斯”来取代,那就更荒唐了。这其实是故意混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界限,是在丑化苏联的同时为纳粹德国背信弃义、撕毁条约的侵略行为进行美化和辩护。这种恶劣的行径肯定会遭到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的前苏联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

十、《二十世纪俄国史》从历史教科书到历史垃圾的演变

  李文说,《二十世纪[小]俄国史》“这部书的[白]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文]倡议的。普京于20[章]06年提出了俄11[来]年级(相当于我们高[自]二、三年级)的学生[刀]写一部历史教科书的[笔]动议,原希望索尔仁[吏]尼琴完成这一大业。[小]但索氏年事已高,觉[白]得祖波夫凭其学养定[文]能组织编写一本‘非[章]苏联味’的教科书,[来]便推荐了他。普京的[自]秘书苏尔科夫邀请祖[刀]波等人到克里姆林宫[笔]讨论并确立了写作计[吏]划。索尔仁尼琴在身[小]体状况还好的时候,[白]审阅吧并修改了相当[文]大的一部分书稿。但[章]书的篇幅过大,已不[来]可能作为   &nb[自]sp; 教科书使用。”

  李文的这段吹捧《二[刀]十世纪俄国史》的话[笔]暴露了很多问题。

  首先,关于“这部书[吏]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小]时倡议的”。

  按李文此说,似乎普[白]京和该书的作者与普[文]京总统有直接的联系[章]或关系。事实果真是[来]是这样吗?我们看到[自]的事实是,普京早就[刀]对俄罗斯历史学界一[笔]些人否定苏联历史、[吏]否定斯大林的做法表[小]示了不满,并且还采[白]取了一系列与之相反[文]的措施。他恢复了苏[章]联国歌的旋律,恢复[来]了苏联时期的一些纪[自]念日,并且在200[刀]4年重新出版了斯大[笔]林主持编写的《苏联[吏]共产党(布)历史简[小]明教程》,还将其在[白]9月份开学之前干引[文]出来送到各高等学校[章]图书馆,供有关历史[来]和政治科学领域的专[自]家和学者阅读。这都[刀]是十分明确的信号,[笔]它告诉人们,苏联的[吏]历史是不能随意歪曲[小]和篡改的,苏联在列[白]宁和斯大林领导时期[文]的伟大成就,特别是[章]斯大林领导伟大的卫[来]国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自]胜利是不能否定的,[刀]《联共(布)党史简[笔]明教程》自此以后仍[吏]然是一部极为重要的[小]的教师参考书。

  但是,有人却故意贬[白]低重印《联共(布)[文]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章]的意义,中央编译局[来]的郑异凡先生在一篇[自]文章中说,“一本在[刀]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笔]用的‘经典’,由于[吏]将近半个世纪没有再[小]版重印,自然会成为[白]难得一见的‘珍本书[文]’。由于某种需要,[章] 重印几本, 是很正常的事, 无需做更多的联想。[来]”(郑异凡:《一本[自]引起争论的历史教学[刀]参考书》,载《探索[笔]与争鸣》2010年[吏]第2期)看来,这位[小]郑先生实在是“明足[白]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文]舆薪”,他知道此书[章]是“一本在历史上发[来]挥过重大作用的‘经[自]典’”,也知道它“[刀]近半个世纪没有再版[笔]重印”,而此次重印[吏]的印数是1517册[小],是“难得一见的‘[白]珍本书’”,但是却[文]看不到此事的巨大的[章]政治意义。想当年,[来]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自]时,《联共(布)党[刀]史简明教程》就是一[笔]部重要的批判对象,[吏]自那以后,除了批判[小]的需要,苏共历任领[白]导人就再也没有重提[文]过这本书。而普京提[章]出重印此书,难道不[来]是一个重大事件?而[自]且此书被指定发到各[刀]高校共悠久历史和政[笔]治的专家学者阅读,[吏]难道不是意味着一个[小]拨乱反正的序幕?实[白]际上,这正是对于在[文]历史学领域一些人继[章]续反对斯大林,继续[来]否定苏联的历史的一[自]个有力的回击。郑异[刀]先生还说,“从‘内[笔]容简介’和区区印数[吏]也不难看出,重印《[小]简明教程》的对象不[白]是中学历史教师,而[文]是数量有限的俄国历[章]史和政治科学领域的[来]学者和专家!”他显[自]然不懂得普京这样做[刀]的深意。马克思说 ,“环境是由人来改[笔]变的,而教育者本人[吏]一定是受教育的。”[小](《马克思恩格斯选[白]集》第1卷,人民出[文]版社1995年版,[章]第55页)从高校有[来]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使[自]用的教学参考书开始[刀],就会很快影响到历[笔]史和政治专业的研究[吏]生和本科生,而这些[小]学生毕业后就会影响[白]到中学的历史和政治[文]课的教学。事实也正[章]是这样。2007年[来],莫斯科“教育”出[自]版社已经出版了由亚[刀]·维·菲利波夫编著[笔]的11年级的历史教[吏]师参考书《俄罗斯现[小]代史》,此书对斯大[白]林和苏联都采取了肯[文]定的态度,已经开始[章]在一些地区使用,而[来]其全面推广使用也只[自]是时间问题。郑文还[刀]说作者不是教授,批[笔]准该书出版的俄罗斯[吏]高等教育人文科学协[小]会也不具权威性,无[白]权批准。想以这些来[文]否定此书,显然是一[章]种迂腐之见。在我看[来]来,只要有水平,不[自]是教授同样也能写出[刀]很好的作品,但是,[笔]教授们却不一定就写[吏]得出来。鲁迅当年在[小]北京写了那么多好作[白]品,但他并不是教授[文]。只是926年到厦[章]门后才被聘为教授的[来]。至于“批准”当然[自]有一定的程序,但是[刀],在有的情况下也是[笔]可以授权的。教育部[吏]虽然有“批准”的权[小]力,但是,真正的人[白]才却在高校,教育部[文]为什么就不可以授权[章]“俄罗斯高等教育人[来]文科学协会”这样一[自]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刀]作这件事呢?看来郑[笔]先生头脑里的官本位[吏]和等级观念还很顽固[小],竟然用这样一些程[白]序上甚至是名义上的[文]“问题”来否定一本[章]不如他的意的书,这[来]又怎么能够达到目的[自]呢?

  2007年18-2[刀]1日,俄罗斯在莫斯[笔]科召开了全国社会科[吏]学教师会议,来自俄[小]罗斯各地的一线教师[白]、人文社科工作者以[文]及俄教育部、科学院[章]的负责人都到会参加[来]。普京总统在6月2[自]1日还亲自接见了部[刀]分与会代表并与他们[笔]进行了座谈。普京指[吏]出,由于过去人文科[小]学和历史教育领域的[白]混乱,不能客观反映[文]国家现代历史事件,[章]许多有外国背景的教[来]科书充斥诋毁俄罗斯[自]的内容。他呼吁全俄[刀]在历史学和社会学教[笔]学中加强对学生的爱[吏]国主义教育。他警告[小]出版界:必须对出版[白]的教科书承担责任。[文]国家要制定统一的教[章]学标准,鼓励编写和[来]出版新的历史教材。[自]绝对不容许丑化、歪[刀]曲俄罗斯民族的历史[笔]。(转引自吴恩远、[吏]张树华:《译者前言[小]》,载亚·维·菲利[白]波夫著《俄罗斯现代[文]史》,中国社会科学[章]出版社2009年版[来],第1页)

  显然,普京所倡议的[自]并不是祖波夫所主编[刀]的《二十世纪俄国史[笔]》“这部书”,而是[吏]要改变自90年代以[小]来在俄罗斯历史教科[白]书编写方面存在的混[文]乱,特别是否定前苏[章]联在建设现代化强大[来]国家和卫国战争所取[自]得的伟大胜利的倾向[刀],要编写能够进行爱[笔]国主义教育的新教材[吏],但是,祖波夫主编[小]的这本《二十世纪俄[白]国史》完全违背了普[文]金的意愿,可谓南辕[章]北辙,恰好相反,怎[来]么能说“这部书的写[自]作是普京倡议的”呢[刀]?再说,按照李文的[笔]说法,“原希望索尔[吏]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小]。但索氏年事已高”[白]才“觉得学养定能组[文]织编写一本‘非苏联[章]味’的教科书”而“[来]推荐”了他的?是普[自]京吗?从李文的文字[刀]看似乎是普京。但是[笔]事实又如何呢?我们[吏]知道,索尔仁尼琴在[小]历史上是一个持不同[白]政见者,他不仅反对[文]斯大林,而且走得更[章]远,认为斯大林的做[来]法来源于列宁主义,[自]还要反对列宁才行。[刀]当然,他所直接攻击[笔]的还是斯大林。不过[吏]索尔仁尼琴到了晚年[小],思想有了很大变化[白]。1994年他回到[文]祖国后开始对于过去[章]写的的东西所写的作[来]品有所忏悔。在19[自]96年发表的小说《[刀]在转折关头》中,他[笔]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吏]物,赞扬斯大林发动[小]了“伟大的向未来的[白]奔跑”。这和《二十[文]世纪俄国史》一书主[章]编祖波以及具体编写[来]者们的思想显然是大[自]不一样的,又怎么能[刀]说“祖波夫凭其学养[笔]定能组织编写一本‘[吏]非苏联味’的教科书[小]”来呢?需要指出的[白]是,普京的思想恰恰[文]不是要搞什么“非苏[章]联味”的教科书,他[来]强调的是对斯大林的[自]肯定,强调的是对苏[刀]联建设成就和卫国战[笔]争战绩的肯定。实际[吏]上,祖波夫主编的《[小]二十世纪俄国史》与[白]普京的思想完全是背[文]道而驰的。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章]把祖波夫主编的《二[来]十世纪俄国史》说成[自]“是普京任总统时倡[刀]议的”显然有冒充之[笔]嫌,无非是想假借普[吏]京总统之名来为俄书[小]和自己的文章披上一[白]件吓人的外衣搞“吓[文]人战术”。鲁迅说,[章]“首先应该扫荡的,[来]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自],包着自己,去吓唬[刀]别人;……。”(《[笔]鲁迅全集》第6卷,[吏]人们文学出版社20[小]05年版)吓人战术[白],顶多吓人于一时,[文]而事实上,这里所耍[章]弄的吓人战术连这个[来]“一时”也没有做到[自],岂不可悲也夫!

  其次,关于所谓“书[刀]的篇幅过大,已不可[笔]能作为教科书使用。[吏]

  李文一方面大肆吹捧[小]祖波夫主编的“二十[白]世纪俄国史》,说儿[文]啊是一部“颠覆性的[章]著作”,甚至不惜伪[来]造事实,说该书的写[自]作“是普京任总统时[刀]倡议的”。但是,一[笔]个无情的事实是,虽[吏]然该书是作为俄罗斯[小]11年级的历史教科[白]书写的,但是,最后[文]并没有成为教科书。[章]李文生是因为“书的[来]篇幅过大”,而不是[自]因为内容存在问题。[刀]这种说法又能骗得了[笔]谁呢?如果一本书内[吏]容很好,只是篇幅过[小]大,那很简单,只要[白]在原书之外再出一本[文]符合教科书容量的压[章]缩本就行了,怎么就[来]“不可能作为教科书[自]使用”了呢?可见,[刀]问题并不在于篇幅,[笔]而恰恰在于内容。此[吏]书的内容完全背离了[小]普京提出重新编写教[白]科书的初衷,这才是[文]该书不能成为教科书[章]的真正原因。从教科[来]书到非教科书已经最[自]好不过地说明,祖驳[刀]夫主编的这本《二十[笔]世纪俄国史》是一部[吏]失败的著作。

  或曰,“此书出版后[小]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白]不到一年就在办数次[文]。”这么有什么不好[章]理解的。这本书的内[来]容实际上是自90年[自]代以来出版的各种乱[刀]七八糟的历史教科书[笔]的大杂烩,有些人为[吏]了猎奇,有些人则是[小]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白],他们如蝇逐臭,为[文]之叫好,为之推销。[章]但是,它的反动的内[来]容决定了不适合青年[自]学生阅读,不能成为[刀]教科书,也决定了它[笔]的未来其实只有一条[吏]路:成为历史垃圾![小]

  在中国,有人出于同[白]样的目的,希望它能[文]够译成中文。但是由[章]于同样的原因,它在[来]中国的前途将是更加[自]可悲的。我相信,这[刀]样的书,在中国是不[笔]会同意出版的。我们[吏]理应用科学的、客观[小]的、真实的历史教育[白]人民,教育学生,而[文]绝不应该用这样的历[章]史垃圾对他们进行精[来]神污染。对于这样的[自]历史垃圾,只有一个[刀]办法:对其口诛笔伐[笔],彻底加以扫除!

  毛泽东《满江红· 和郭沫若同志》词曰[吏]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小],全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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